夫人宵天地之貌，怀五常之性，聪明精粹，有生之最灵者也。爪牙不足以供耆欲，趋走不足以避利害，无毛羽以御寒暑，必将役物以为养，用仁智而不恃力，此其所以为贵也。故不仁爱则不能群，不能群则不胜物，不胜物则养不足。群而不足，争心将作，上圣卓然先行敬让博爱之德者，众心说而从之。从之成群，是为君矣；归而往之，是为王矣。《洪范》曰：“天子作民父母，为天下王。”圣人取类以正名，而谓群为父母，明仁、爱、德、让，王道之本也。爱待敬而不败，德须威而久立，故制礼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圣人既躬明哲之性，必通天地之心，制礼作教，立法设刑，动缘民情，而则天象地。故曰：先王立礼，“则天之明，因地之性”也。刑罚威狱，以类天之震曜杀戮也；温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长育也。《书》云“天秩有礼”，“天讨有罪”。故圣人因天秩而制五礼，因天讨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凿；薄刑用鞭扑。大者陈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其所繇来者上矣。
人模仿天地的形状，具有仁、义、礼、智、信五常的本性，聪慧明理细致淳朴，是有生命的动物中最具有灵性的。人的手和脚不足以供给嗜好和欲望，奔走不足以躲避侵害，没有毛皮与羽毛用来防御寒暑，所以人一定要役使万物来养活自己，使用智慧而不依靠武力，造就是人所以尊贵的原因。因此人不仁爱就不能形成群体，不能形成群体就战胜不了外物，战胜不了外物供养就不充足。形成了群体但物质仍不充足，争夺的心思就将产生，前代的圣人特意率先讲求恭敬谦让和博爱的道德，大众心中高兴就跟从他们了。跟从他们的人形成了群体，他们就成了君主；都争着去归附他们，他们就成了王。《尚书。洪范》上说：“天子做民众的父母，成为天下的帝王。”圣人选取相似的称谓正名分，称君王为父母，他们懂得仁爱和谦让是王道的根本。仁爱依靠恭敬就不会败坏，恩德必须有威严才能长久存在，所以制定礼制来推崇恭顺，制订刑法来显明威严。圣人既然自身具有洞察事理的品性，一定通晓天地的思想，制定礼制兴办教育，建立法制设置刑法，动辄顺乎民情，就能依照上天的法则管理大地。所以说前代君王建立礼制，是“根据上天的神明。依照大地的本性”。刑罚和威严的监狱，是用来模仿上天用雷电杀戮的威力；温和慈祥宽厚和谐，是用来效仿上天能生长养育万物。《尚书》上说“天按等级赏赐有礼的人”，“天讨伐有罪的人”。所以圣人依照天的次序制定了吉、凶、兵、军、嘉五礼，依照上天的讨罚的原则制订了五刑。大刑用甲兵，稍轻一点的用斧铁；中刑用刀锯，稍轻一点的用钻凿；小刑用鞭扑。大型的刑罚要陈尸到平原和旷野，小型的刑罚要到街市和朝廷示众，这种情况的由来已很久远了。
自黄帝有涿鹿之战以定火灾，颛顼有共工之陈以定水害。唐、虞之际，至治之极，犹流共工，放讠雚兜，窜三苗，殛鲧，然后天下服。夏有甘扈之誓，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戢臧干戈，教以文德，而犹立司马之官，设六军之众，因井田而制军赋。地方一里为井，井十为通，通十为成，成方十里；成十为终，终十为同，同方百里；同十为封，封十为畿，畿方千里。有税有赋。税以足食，赋以足兵。故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马一匹，牛三头。四丘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马四匹，兵车一乘，牛十二头，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备具，是谓乘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万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园囿术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赋六千四百井，戎马四百匹，兵车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谓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万井，定出赋六万四千井，戎马四千匹，兵车千乘，此诸侯之大者也，是谓千乘之国。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万井，定出赋六十四万井，戎马四万匹，兵车万乘，故称万乘之主。戎马、车徒、干戈素具，春振旅以搜，夏拔舍以苗，秋治兵以狝，冬大阅以狩，皆于农隙以讲事焉。五国为属，属有长；十国为连，连有帅；三十国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四为州，州有牧。连师比年简车，卒正三年简徒，群牧五载大简车、徒，此先王为国立武足兵之大略也。
自从黄帝时有涿鹿之战平定了炎帝之乱，颛顼时有共工战役平定了共工之乱。唐虞的时候，祭祀天下他平定到了极致，还依然流放共工，放逐了欢兜，驱逐了三苗，诛杀了鲧，然后天下才归顺。夏代有启与有扈氏战于甘，到殷、周之时才用兵力平定天下。天下安定后，就收藏起武器，用礼义教化进行教育，但还要设立司马的官职，设置六军部队，划分井田，制定军赋。土地面积一里就划为一井，十井就形成一通，十通就形成一成，一成有十里见方；十成就形成一终，十终形成一同，一同有百里见方；十同形成一封，十封形成一畿，畿有千里见方。有田租有兵赋。田租用来满足食用，兵赋用来满足兵用。所以四井就形成一邑，四邑就形成丘。丘，就是十六井，有军马一匹，牛三头。四丘形成一甸。一甸有六十四井，有军马四匹，兵车一辆，牛十二头，兵士三人，士卒七十二人，武器具备，造就叫乘马之法。一同有百里，总共有一万井，除去山川和盐咸地、水洼地，城池村庄，园囿大道外，一共有三千六百井，规定缴纳兵赋的六千四百井，军马四百匹，兵车百辆，这是卿大夫官地中较大的，称作百乘之家。一封有三百一十六里，总共有十万井，规定缴兵赋的六万四千井，兵马四千匹，兵车千辆，这是诸侯中最大的，称作千乘之国。天子的王畿有千里见方，总共有一百万井，规定缴兵赋的六十四万井，兵马四万匹，兵车万辆，所以称为万乘之主。兵马车夫武器平素都准备齐全，春猎以整顿部队，夏天拔草以修整营地，秋天进行练兵打猎，冬天打猎对军队进行大检阅，都在农时的空隙来讲演训练。五个封国为一属，每属都有长官；十个封国为一连，每连有统帅；三十国为一卒，每卒有正官；二百一十国为一州，每州有牧官。连宫和帅官每年检阅兵车，卒官和正官每三年检阅人员，群牧每五年大规模检阅兵车和人员，这是先王为国家建立武装、充实兵力的大方针。
周道衰，法度堕，至齐桓公任用管仲，而国富民安。公问行伯用师之道，管仲曰：“公欲定卒伍，修甲兵，大国亦将修之，而小国设备，则难以速得志矣。”于是乃作内政而寓军令焉，故卒伍定虖里，而军政成虖郊。连其什伍，居处同乐，死生同忧，祸福共之，故夜战则其声相闻，昼战则其日相见，缓急足以相死。其教已成，外攘夷狄，内尊天子，以安诸夏。齐桓既没，晋文接之，亦先定其民，作被庐之法，总帅诸侯，迭为盟主。然其礼已颇僭差，又随时苟合以求欲速之功，故不能充王制。二伯之后，浸以陵夷，至鲁成公作丘甲，哀公用田赋，搜、狩、治兵、大阅之事皆失其正。《春秋》书而讥之，以存王道。于是师旅亟动，百姓罢敝，无伏节死难之谊。孔子伤焉，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故称子路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而子路亦曰：“千乘之国，摄虖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治其赋兵教以礼谊之谓也。
周代王道衰败，法令制度被毁坏后，到齐桓公任用管仲，国家才富强人民才安定。齐桓公询问称霸用兵的方法，管仲答道：“您想安定军队，整治武备，大国也将这样做，而小国要想立军备来制敌，就难以很快地达到目标。”于是就依靠制定内政来整治军队法令，因此在里中定卒伍制度，军队政事就在封邑治理中完成。把十人、五人的连在一起，共同生活同享欢乐，死生同忧，祸福共担，所以夜晚作战就可以相互听到声音，白天作战就可看到彼此，危急的时候足以为对方而死。这种教化形成，对外排除了夷狄的侵扰，对内尊崇天子，安定国内诸侯。齐桓公没落后，晋文公加以继承，也是先安定了他的人民，制定被庐之法，统率诸侯，接替做了盟主。但他的礼制已超出本分差错很多，又随时苟合以求急功近利，所以不能算作是先王的法制。齐桓公、晋文公之后，渐渐衰落，到鲁成公时制定使丘地缴纳田赋的法令，哀公又另计田亩和家财各为一赋，狩猎、治理军队和盛大的阅兵等事情都失去正统。《春秋》对此加以记载并进行指责，以保存王道。这之后，战事屡次发生，百姓羸弱疲困，没有了殉节而死和殉难而死的情义。孔子对此感到伤心，就说：“用未经受过训练的人民去作战，这是在抛弃他们。”因此他称赞子路说：“仲由，到一个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可以让他负责兵赋工作。”而子路也说：“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被夹在几个大国的中间，外有军队侵犯它，内又有灾荒，我去治理，等到三年，可以使人人都有勇气，而且懂得道理。”这是说治理税赋和军队同时也要教导以礼义的情况。
春秋之后，灭弱吞小，并为战国，稍增讲武之礼，以为戏乐，用相夸视。而秦更名角抵，先王之礼没于淫乐中矣。雄桀之士因势辅时，作为权诈以相倾覆，吴有孙武，齐有孙膑，魏有吴起，秦有商鞅，皆擒敌立胜，垂著篇籍。当此之时，合纵连衡，转相攻伐，代为雌雄。齐愍以技击强，魏惠以武卒奋，秦昭以锐士胜。世方争于功利，而驰说者以孙、吴为宗。时唯孙卿明于王道，而非之曰：“彼孙、吴者，上势利而贵变诈；施于暴乱昏嫚之国，君臣有间，上下离心，政谋不良，故可变而诈也。夫仁人在上，为下所卬，犹子弟之卫父兄，若手足之扞头目，何可当也？邻国望我，欢若亲戚，芬若椒兰，顾视其上，犹焚灼仇雠。人情岂肯为其所恶而攻其所好哉？故以桀攻桀，犹有巧拙；以桀诈尧，若卵投石，夫何幸之有！《诗》曰：‘武王载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遏。’言以仁谊绥民者，无敌于天下也。若齐之技击，得一首则受赐金。事小敌脆，则偷可用也；事巨敌坚，则焕然离矣。是亡国之兵也。魏氏武卒，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胄带剑，嬴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如此，则其地虽广，其税必寡，其气力数年而衰。是危国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狭厄，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势，隐之以厄，狃之以赏庆，道之以刑罚，使其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战无由也。功赏相长，五甲首而隶五家，是最为有数，故能四世有胜于天下。然皆干赏蹈利之兵，庸徒鬻卖之道耳，未有安制矜节之理也。故虽地广兵强，鳃鳃常恐天下之一合而共轧己也。至乎齐桓、晋文之兵，可谓入其域而有节制矣。然犹未本仁义之统也。故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锐士，秦之锐士不可以当桓、文之节制，桓、文之节制不可以敌汤、武之仁义。”
春秋以后，弱小国家被吞并，合并而形成战国时期，略微增加了一些讲习武事的礼仪，作为游戏取乐，用来互相夸耀。秦朝时改名为“角抵”，先王的礼仪淹没在不合正道的音乐之中了非凡杰出的人士根据时势辅助时局，机变狡诈互相倾轧，吴国有孙武，齐国有孙膑，魏国有吴起，秦国有商鞅，都会擒敌取胜，垂名书籍篇辜之中。在这个时候，合纵连横，转而互相攻击，迭相争霸。齐愍王以齐技击而强大，魏惠王以魏武卒而奋发图强，秦昭王以秦锐士取胜。世俗正为功利而相争，而游说的人以孙膑、吴起为尊奉对象。当时衹有孙卿懂得王道，就批判这种状况说：孙膑、吴起他们这些人，崇尚权势和财利而且重视机变狡诈；施用于凶暴动乱昏聩轻慢的国家，就使君臣有隔阂，上下不团结，政治谋划不善，所以他们可以机变而狡诈。仁慈的人在上面，就被下面的人所仰慕，就像儿子弟弟卫护父亲兄长，手和足捍卫大脑和眼睛，有什么可与他们相比的呢？邻近的国家远望我们，像亲戚一样喜悦，像椒兰一样芬芳，回头再观望他们的君上，就像看见仇敌眼中冒火。人的性情难道有肯为了他所憎恶的而去攻击他所喜好的吗？因此用桀来攻击桀，还可以投机取巧；以桀去诈骗尧，就像用蛋去碰石头，哪裹还有侥幸的呢！《诗》上说：“武王举着旗帜，虔诚地握着兵器，像火一样猛烈，没有人敢阻止我们。”是说用仁义来安抚人民的，就会无敌于天下。像齐国比赛击剑的技巧，得到一颗 头颅就受到赏金。军事规模小，敌人脆弱，则这种技巧苟且可以使用；军事规模巨大，敌人坚强，就会涣然离散。这是亡国的军队。魏氏用武装的士兵，穿着三层钟甲，操用十二石的箭弩，背着箭矢五十枚，把：戈放在行装上面，戴着头盔携带宝剑，带着三天的粮食，一天之内奔走百里，考试合格就免除他的赋税，给他以田地住宅的实惠。如果这样，那么他们国家土地虽然广阔，税收一 定很少，而人的气力经过几年后就衰弱了。这是危害国家的军队。秦国的人，教养人民很狭隘，役使人民却残酷暴烈。用势力来威胁人民，用穷困去折磨他们，使人民贪求赏赐，用刑罚来引导人民，使他的人民凡对上邀功行赏，不去打仗就没有别的出路。功劳和赏赐相互激增，能够得到五个穿着钟甲的人的首级的可以奴役五家，这是最有效率的，所以能经过四代而拥有天下。然而都是求取赏赐追逐利益的军队，是干庸之辈作买卖的办法，却没有稳定制度保持节操。所以即使土地广阔，军队强大，战战兢兢常怕天下同心协力来共同倾轧自己。至于齐桓公、晋文公的军队可以说达到了一定的境界是有节制的，然而仍未遵照仁义的纲领。所以齐国击刺的方法不能用以抵挡魏国武装的兵士，魏国武装的兵士不能抵挡秦国精锐的士兵，秦国精锐的士兵不可以与齐桓公、晋文公的节制之兵相比较，齐桓公、晋文公的节制之兵不能与商汤、周武王的仁义之师相匹敌。
故曰：“善师者不陈，善陈者不战，善战者不败，善败者不亡。”若夫舜修百僚，咎繇作士，命以“蛮夷猾夏，寇贼奸轨”，而刑无所用，所谓善师不陈者也。汤、武征伐，陈师誓众，而放擒桀、纣，所谓善陈不战者也。齐桓南服强楚，使贡周室，北伐山戎，为燕开路，存亡继绝，功为伯首，所谓善战不败者也。楚昭王遭阖庐之祸，国灭出亡，父老送之。王曰：“父老反矣！何患无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贤也！”相与从之。或奔走赴秦，号哭请救，秦人为之出兵。二国并力，遂走吴师，昭王返国，所谓善败不亡者也。若秦因四世之胜，据河山之阻，任用白起、王翦豺狼之徒，奋其爪牙，禽猎六国，以并天下。穷武极诈，士民不附，卒隶之徒，还为敌仇，CA76起云合，果共轧之。斯为下矣。凡兵，所以存亡继绝，救乱除害也。故伊、吕之将，子孙有国，与商、周并。至于末世，苟任诈力，以快贪残，急城杀人盈城，争地杀人满野。孙、吴、商、白之徒，皆身诛戮于前，而国灭亡于后。报应之势，各以类至，其道然矣。
所以说：“善于统率军队的人不摆阵法，善于摆阵的人不进行战斗，善于战斗的人不会失败，善于失败的人不会灭亡。”至于说到舜治理百官，任命咎繇为负责司法的官员，告诉他“蛮夷扰乱华夏，是一群劫掠杀人为非作歹的人”，而刑法无所作用，这就是说善于统率军队的人不必布阵。商汤、周武王进行征伐，排列好军队进行战前动员，桀、纣于是被擒，造就是说善于摆阵的人不作战。齐桓公南面征服强大的楚国，使它进贡周室，又北面讨伐山戎，为燕国打先锋，能够存危亡，续断绝，功劳为霸王之最，这是说善于作战的人不失败。楚昭王遭受到阑庐的战祸，国家被灭，国王流亡，百姓来为他送别。楚昭王说：“你们回去吧！何愁没有君主呢？”百姓说：“哪有如此贤明的君主呢！”就一同跟从他。有的人奔走到秦国，号哭着请求帮忙，秦国就为他们派兵。两个国家齐心协力，驱逐走吴国军队，楚昭王返回了楚国，这是说善于失败的人不会灭亡。像秦国凭藉四代的胜利，占据黄河和高山的险要，使用白起、王翦这样的豺狼之辈，举用他们的党徒，获取了六国，吞并了天下。用尽武力和奸诈，军士和人民都不归附，服役的士兵隶徒，又成为敌仇，像狂风一样兴起，像云彩一样聚合，最后共同颠覆了它。这就是最末流的用兵之策。凡军队，是用来使灭亡的国家重新存在，使断绝了的后代重新接续，拯救危乱铲除祸害的。所以伊尹、吕望这样的将领，子孙都有国家，同商朝、周朝共盛衰。到了他们的末代，随便使用狡诈之术，以贪婪残暴为快乐，为争夺城市杀人满城，争夺土地杀人充满原野。孙膑、吴起、商鞅、白起之流，都是自身被诛杀在前，国家灭亡于后。报应的趋势是各自依照类别到来的，他们的下场就是这样。
汉兴，高祖躬神武之材，行宽仁之厚，总揽英雄，以诛秦、项。任萧、曹之文，用良、平之谋，骋陆、郦之辩，明叔孙通之仪，文武相配，大略举焉。天下既定，踵秦而置材官于郡国，京师有南、北军之屯。至武帝平百粤，内增七校，外有楼船，皆岁时讲肄，修武备云。至元帝时，以贡禹议，始罢角抵，而未正治兵振旅之事也。
汉朝建立后，高祖自身有神明威武的禀赋，行为宽厚仁慈，统领英雄豪杰，诛杀秦王、项羽。采用萧何、曹参的文治，使用张良、陈平的计谋，尽情施展陆买、郦生的辩才，彰明叔孙通的礼仪，文武之道相互配合，大方针都已齐全。天下安定后，依照秦国在郡国设置材官，京师有南北二军驻扎。到武帝平定百粤，又在内增设七校，在外有战船，每年每季都加以讲授演习，军备得以治理。到元帝时，按照贡禹的建议，才废除角抵的游戏，但没有端正治理兵军重振军心的方略。
古人有言：“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谁能去兵？”鞭扑不可弛于家，刑罚不可废于国，征伐不可偃于天下。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顺耳。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辅助也。夫文之所加者深，则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则威之所制者广。三代之盛，至于刑错兵寝者，其本末有序，帝王之极功也。
古人曾说：“天生有金、木、水、火、土五种性质，人类都加以利用，去掉其中一样都不可以，有谁能去掉军队呢？”治家不可废弃鞭打，治国不能废除刑罚，征伐不可能从天下消失；使用起来要分清本末，实行起来要有逆有顺。孔子说：“工匠要把事情办好，一定要先使他的工具锐利。”文德，是帝王锐利的武器；威武，是文德的辅助。礼乐教化影响的程度深，那么武力就能使服从的人多；道德所施用的范围广，那么威信所制服的地方就大。三代强盛，达到了刑止兵息的地步，它们本未有序，这是帝王最极至的功业。
昔周之法，建三典以刑邦国，诘四方：一曰，刑新邦用轻典；二曰，刑平邦用中典；三曰，刑乱邦用重典。五刑：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宫罪五百，刖罪五百，杀罪五百，所谓刑平邦用中典者也。凡杀人者踣诸市，墨者使守门，劓者使守关，宫者使守内，刖者使守囿，完者使守积。其奴，男子入于罪隶，女子入舂槁。凡有爵者，与七十者，与未B062者，皆不为奴。
以前周代的法律，建立轻、中、重三类刑法来规范国家，责罚各民族：一为惩治新国用轻法；二为惩治承平守成的国家用中法；三为惩治无秩序的国家用重法。五刑中墨刑有五百种，劓刑有五百种，宫刑有五百种，刖刑有五百种，死刑有五百种，这些就是所谓的惩治承平守成的国家用中刑。凡是杀人的人就在市上斩首，遭墨刑的人让他去守城门，遭劓刑的让他去守关，遭宫刑的人让他去把守宫内，受刖刑的让他去守苑囿，接受完刑被剃去鬓发的犯人的让他去看守积聚的物资。那些奴隶，男的没入官府为奴隶，女子没入官服舂米和作饭的劳役。凡是有爵位的人，以及年满七十岁和七岁左右还没有换牙齿的儿童，都不没入官府为奴。
周道既衰，穆王眊荒，命甫侯度时作刑，以诘四方。黑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髌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盖多于平邦中典五百章，所谓刑乱邦用重典者也。
周朝衰落后，穆王昏愤放纵，叫甫侯根据时宜制订刑法，用来刑责天下。墨刑处罚的条H有一千条，劓刑处罚的条闩有一千条，髋刑处罚的条目有五百条，宫刑处罚的条曰有三百条，死刑处罚的条目有二百条。五刑的条目共有三千条，这些都多于承平国家的中刑五百条的数日，追就是所谓的治理动乱的邦国用重刑。
春秋之时，王道浸坏，教化不行，子产相郑而铸刑书。晋叔向非之曰：“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犹不可禁御，是故闲之以谊，纠之以政，行之以礼，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为禄位以劝其从，严断刑罚以威其淫。惧其未也，故诲之以忠，竦之以行，教之以务，使之以和，临之以敬，莅之以强，断之以刚。犹求圣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长，慈惠之师。民于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祸乱。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侥幸以成之，弗可为矣。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兴，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郑国，制参辟，铸刑书，将以靖民，不亦难乎！《诗》曰：‘仪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仪刑文王，万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乱狱滋丰，货赂并行。终子之世，郑其败虖！”子产报曰：“若吾子之言，侨不材，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偷薄之政，自是滋矣。孔子伤之，曰：“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孟氏使阳肤为士师，问于曾子，亦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
春秋的时候，王道逐渐被破坏，政教风化不普及，子产为郑国相时就铸刑法于鼎上。晋国叔向指责他说：“以前先王先讨论犯罪的情况，然后再确定罪行。不制定刑法，是害怕人民有争斗的思想，这样仍然不能加以禁止防御，所以就用道义来防范，用政令来督察，用礼来示范，用诚信来保持操守，用仁来进行教化；制定官禄地位来勉励他们服从，严厉判处罪犯来使他们为放纵感到害怕。害怕还达不到目标，所以用忠诚来教诲他们，根据行为来奖励他们，用时务来教导他们，温和地役使他们，严肃地面对他们，用强大力量监视他们，果敢地断刑。如此，还要寻求具有超凡道德才智的公侯，明察的官员，忠诚守信的长者，仁慈恩惠的老师。这样百姓就可以服从指挥了，不会发生灾祸动乱。百姓知道有刑法，就不会害怕长官，有了争辩的心思，就在刑典上加以求证，心存侥幸而逃避刑法，就不可治理了。夏朝有违反政令的人就制订了‘禹刑，，商朝有违反政令的人就制订了‘汤刑’，周朝有违反政令的人就制订了‘九刑’。三代刑法的兴起，都在每代末世。现在您治理郑国，参照夏、商、周三代的刑法，铸刑律于鼎上，用以治理人民，不也很难吗！《诗》上说：‘按照文王以德教化的作法，那么每天四方都安宁。，又说：‘刑罚如文王，那么万邦都诚信归顺。，如此，何必制订刑律？人民知道争讼，就要放弃礼义而去求证于刑书。像锥刀尖端般的小事，都在尽力争夺，将使错乱的案件更加繁多，贿赂的行为并举。在您活着的时候，郑国恐怕要衰败吧！”子产回信说道：“按照您所说的，公孙侨没有才能，不能考虑到子孙，我衹用此挽救当代。”轻薄的政治，就从这里开始蔓延。孔子对此感到哀痛，就说：“用道德来诱导他们，用礼教来整顿他们，人民不但有廉耻之心，而且人心归服；用政令来诱导他们，用刑罚来整顿他们，人民衹是暂时地免于罪过，却没有廉耻之心0”“礼乐制度不兴起，刑罚就不会得当；刑罚不得当，百姓就连手脚都不知道摆在哪裹才好。”孟氏任阳肤为士师官，他就向曾子请教，曾子答道：“在上位的人去了规范，百姓早就离心离德了。你如果能够审出罪犯的真情，就应该加以同情和怜悯，而不要白呜得意。”
陵夷至于战国，韩任申子，秦用商鞅，连相坐之法，造参夷之诛；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颠、抽胁、镬亨之刑。
王道衰落一直到了战国，韩国任用申不害，秦国任用商鞅，实行一人犯法，株连他人同时治罪的法律，制造了诛杀三族的法令；增加了肉刑、大辟的科目，有凿颠、抽胁、护烹的刑法。
至于秦始皇，兼吞战国，遂毁先王之法，灭礼谊之官，专任刑罚，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自程决事日县石之一。而奸邪并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溃而叛之。
到了秦始皇的时候，他兼并了战争中的各国，于是废毁了先代帝王的法则，消灭了礼义的官职，专门使用刑罚，亲自操作文书写作，白天审判诉讼，晚上处理文书，自己按定额处理事情，一天以一百二十斤竹简为量。但是邪恶不正的人都出现了，犯罪的人塞满道路，牢狱多如市场，天下的人都忧愁怨恨，纷纷反叛秦国。
汉兴，高祖初入关，约法三章曰：“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蠲削烦苛，兆民大说。其后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相国萧何攈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
汉王兴起后，高祖刚开始进入关中，就以三条法令相约束，说：“杀人的人要判死刑，伤害别人以及盗窃的人抵偿他应负的罪责。”免除繁多苛刻的刑法，亿万人民大为高兴。这之后，四方少数民族没有归附，兵事没有停止，三条法令不足以防止邪恶的人，于是相国萧何采集秦朝法令，选取其中合乎时宜的，制订了九章法律。
当孝惠、高后时，百姓新免毒蠚，人欲长幼养老。萧、曹为相，填以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是以衣食滋殖，刑罚用稀。
到了孝惠帝、高后的时候，百姓刚免除战争的毒害，人人都想抚育儿童事奉老人。萧何、曹参任丞相，用无为之策来安定百姓，顺从他们的要求，而不加以扰乱，因此百姓衣食丰盛，刑罚使用得很少。
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劝趣农桑，减省租赋。而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浸息。风流笃厚，禁罔疏阔。选张释之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
等到孝文帝即位，亲自修行清静无为的政治，鼓励人们去耕织，减免田租和兵赋。而且他的将相都是从前的功臣，少华美而多朴实，以秦国灭亡的政治作为教训，定罪评议一定要宽厚，以议论他人的过失为耻。教化流行天下，揭人隐私的习俗改变了。官吏安于本职，百姓高兴地生产，积累逐年增加，人逐渐增长。风俗教化真诚纯一，法令简略。选拔张释之任廷尉，有疑点难以定罪的人从民心处罚，因此刑罚大大地减省。以至于被判罪的全年衹有四百人，形成刑法搁置不用的风气。
即位十三年齐太仓令淳于公有罪当刑，诏狱逮系长安。淳于公无男，有五女，当行会逮，骂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缓急非有益！”其少女缇萦，自伤悲泣，乃随其父至长安，上书曰：“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后欲改过自新，其道亡繇也。妾愿没入为官婢，以赎父刑罪，使得自新。”书奏天子，天子怜悲其意，遂下令曰：“制诏御史：盖闻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与？吾甚自愧。故夫训道不纯而愚民陷焉，《诗》曰：‘恺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怜之。夫刑至断支休，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岂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轻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为令。”
孝文帝在位十三年后，齐国太仓令淳于公有罪应当判刑，奉诏令逮捕捆送长安。淳于公没有儿子，有五个女儿，当要被逮捕的时候，他骂他的女儿说：“生孩子没有男孩，紧要关头没有用处！”他最小的女儿缇萦，独自哀伤悲泣，就同他的父亲一起到长安，给皇上写信说道：“我的父亲为官吏，齐国中都称赞他廉洁公平，现在犯罪应当受罚。我哀痛那些死了的人不能复生，被行刑的人不能恢愎，即使以后想改正过错重新做人，也没有道路可走了。我愿意被没入官府为奴婢，以此赎解父亲的刑罚，使他得以重新做人。”信到了天子那裹，天子哀悯她的心意，就下令道：“制诏御史：曾听说有虞氏的时候，用画着不同图文标志的衣服帽子表示不同等级的制服作为刑杀的象征，而百姓不去犯罪，这是何等地太平！现在刑法有三种肉刑，但邪恶仍然没有停止，过失到底在哪裹？难道是朕的道德浅薄，教化不明确不成！我很惭愧。因为训诫引导不正，愚民就陷入罪恶了。《诗》上说：‘和乐简易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现在人有罪过，还没有进行教育而刑法就已加上来了，有人想改正行为去做善事，却没有道路可到达，朕很哀怜他们。刑罚至人截断肢体，刀刻肌肤，终生都不能再生长复原，这种刑罚何等地痛苦而又不道德啊！难道合乎是人民的父母的含意吗？我命令废除肉刑，予以改替；现令罪犯各自根据轻重，不逃亡的，满了年数就免为平民。以上作为条令。”
丞相张仓、御史大夫冯敬奏言：“肉刑所以禁奸，所由来者久矣。陛下下明诏，怜万民之一有过被刑者终身不息，及罪人欲改行为善而道亡繇至，于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谨议请定律曰：诸当完者，完为城旦舂；当黥者，髡钳为城旦舂；当劓者，笞三百；当斩左止者，笞五百；当斩右止，及杀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赇枉法，守县官财物而即盗之，已论命复有笞罪者，皆弃市。罪人狱已决，完为城旦舂，满三岁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岁，为隶臣妾。隶臣妾一岁，免为庶人。隶臣妾满二岁，为司寇。司寇一岁，及作如司寇二岁，皆免为庶人。其亡逃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前令之刑城旦舂岁而非禁锢者，完为城旦舂岁数以免。臣昧死请。”制曰：“可。”是后，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斩右止者又当死。斩左止者笞五百，当劓者笞三百，率多死。
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上奏说道：“肉刑用来禁止邪恶，所据由来已久了。陛下下达英明的诏令，怜悯万民中一旦有过错被处罚的人终生受苦不息，等到罪人想改正行为去做善事却没有道路可以通达，这样盛大的恩德，是臣下等人所比不上的。臣等谨慎地建议请求确定刑法为：所有应当处完刑的人，把完刑改为城旦刑舂刑；应当处黥刑的，把剃去头发而以铁圈束颈的刑罚改为城旦刑舂刑；应当处劓刑的，用竹板打三百；应当斩左脚的，用竹板打五百；应当斩右脚的，以及杀了人先自首的，加上官吏犯了接受贿赂而枉法，看守官府财产物品而自己盗取，已被判罪而又犯笞罪的人，都要处以弃市。罪犯的案件已判决，服完刑改为服白天守城门的城旦刑和舂刑的，满三年改为服鬼薪白粲刑。服鬼薪白粲刑满一年的，改为服隶臣、隶妾刑。服隶臣、隶妾刑满一年，就免罪为平民。服隶臣、隶妾刑满二年，就改为服司寇刑。服司寇刑一年，以及服如同司寇刑的刑满二年，都免罪为乎民。其中逃亡的以及犯有重罪的，不适用这个法令。在此法令之前服城旦刑舂刑但没有禁锢的，与完刑改为服城旦刑舂刑一样免除刑罚。臣等冒死请示。”皇帝下诏说：“可以。”这以后，在外有刑轻的名声，在内实际上在杀人。斩右脚的人又要被处死刑。斩左脚的罪犯要用竹板打五百，应当服则刑的用竹板打三百，服刑的人大都被打死了。
景帝元年，下诏曰：“加笞与重罪无异，幸而不死，不可为人。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狱尚不全。至中六年，又下诏曰：“加笞者，或至死而笞未毕，朕甚怜之。其减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曰：“笞者，所以教之也，其定箠令。”丞相刘舍、御史大夫卫绾请：“笞者，箠长五尺，其本大一寸，其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节。当笞者，笞臀。毋得更人，毕一罪乃更人。”自是笞者得全，然酷吏犹以为威。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轻，民易犯之。
景帝元年，皇上下令说：“加笞刑与死刑没有区别，侥幸没有死的，也不能自理。确定的刑法应是这样：笞五百改为三百，笞三百改为二百。”这样罪犯仍不能保全生命。到了景帝六年，又下令说：“加答刑的人，有的到死而答数还没打完，朕很哀怜他们。减笞三百为二百，笞二百为一百。”又说：“打竹板，是用来教导他们的，要确定行刑刑具的法令。”丞相刘舍、御史大夫卫绾请示：“竹板，杖长五尺，主干一寸，竹的末端厚半寸，都把竹节削平。应当受笞刑的要扪。臀部。不得更改行刑的人，惩罚完一个罪犯后才更换行刑人员。”从这以后受笞刑的人得以保全，但残酷的官吏仍把造作为威吓。死刑既然太重，而生刑又太轻，那么百姓就容易犯法。
及至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于是招进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其后奸猾巧法，转相比况，禁罔浸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是以郡国承用者驳，或罪同而论异。奸吏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议者咸冤伤之。
等到孝武帝即帝位，外面追求征讨四夷的功劳，在内大肆追求声色的欲求，征集动用民间的人力和物资频繁，百姓耗损严重，贫困的人犯法，残酷的官吏掌握判刑的权力，为非作歹的人仍不止。于是招进张汤、赵禹之辈，一条一条确定法令，制作了知人犯法不举告、负责实地监察部主有罪一同判罪的法令，放宽酷吏执法苛刻的罪过，立即诛杀放出犯人的官员。这以后邪恶狡猾的官吏钻法律的空子，互相比较，法纲逐渐峻密。法令一共有三百五十九条，死刑有四百零九条，一千八百八十二件细节，死罪的判决和旧例相比较为一万三干四百七十二条。文件充满几案书架，重要的文献不能全都看到。因此郡国接受使用的相矛盾，有人罪相同而判处相异。奸吏趁机会做交易，想要人活就附上使他活的评议，想要陷害人就与死罪案例相比附，以构成死罪。议论的人都为此感到冤枉哀痛。
宣帝自在闾阎而知其若此。及即尊位，廷史路温舒上疏，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语在《温舒传》。上深愍焉，乃下诏曰：“间者吏用法，巧文浸深，是朕之不德也。夫决狱不当，使有罪兴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伤之。今遣廷史与郡鞠狱，任轻禄薄，其为置廷平，秩六百石，员四人。其务平之，以称朕意。”于是选于定国为廷尉，求明察宽恕黄霸等以为廷平，季秋后请谳。时上常幸宣室，斋居而决事，狱刑号为平矣。时涿郡太守郑昌上疏言：“圣王置谏争之臣者，非以崇德，防逸豫之生也；立法明刑者，非以为治，救衰乱之起也。今明主躬垂明听，虽不置廷平，狱将自正；若开后嗣，不若删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奸吏无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也，政衰听怠，则廷平将招权而为乱首矣。”宣帝未及修正。
宣帝在民间时就知道情况如此，等到登上帝位，廷史路温舒上奏书，说秦朝有十种过失，其中还有一种被保存，那就是治理罪犯的官吏。所说的话在《温舒传》。宣帝为此感到深深哀痛，就下令道：“近来官吏使用法律，舞文弄墨量刑日益加重，这是朕的不德。判案不适当，让有罪的人起邪恶的念头，无辜的人反而遭到杀戮，父和子相悲伤痛恨，朕对此很哀痛。现派廷史与郡国一同审讯囚犯，任务轻俸禄薄，现设置廷平，官俸六百石，人员四个。一定要公平对待，以使朕感到满意。”于是选拔于定国任廷尉，求得明察宽恕的黄霸等人任廷平，秋季的第三个月到朝廷议罪。当时皇上经常到宣室殿去，在那裹居住着进行斋戒并处理案件，官司刑法号称公平。当时涿郡太守郑昌上奏说道：“英明的君王设置直言规劝的大臣，不是发扬圣德，而是为防备安乐的生活；建立法制彰明刑令，不是为了太平，而是为了拯救衰败动乱以重新兴起。现在英明的主上亲自听取案情，即使不设置廷乎，官司也将自然判案公正；如果为开创后世，不如删改确定法令。法律一旦确定，百姓就知道所要躲避的，邪恶的官吏就无法玩弄法律了。现在不端正法律的根本，而去设置廷平治理法律的末端，政治衰败治理松懈，那么廷平将会揽权而成为动乱的祸首。”宣帝没有来得及修改纠正。
至元帝初立，乃下诏曰：“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难犯而易避也。今律、令烦多而不约，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罗元元之不逮，斯岂刑中之意哉！其议律、令可蠲除轻减者，条奏，唯在便安万姓而已。”
到元帝刚被立为皇帝，就下令说：“法令，是用来抑制强暴扶助弱小，是希望人们难以触犯而容易避免。现在法令烦复而不简明，自己主管法文条例的人都不能分辨清楚，却想用它去控制知识所不及的平民，这难道是刑法适当的意思！令讨论律令中可以免除减轻的部分，逐条上奏，衹求能使百姓方便安定。”
至成帝河平中，复下诏曰：“《甫刑》云‘五刑之属三千，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今大辟之刑千有余条，律、令烦多，百有余万言，奇请它比，日以益滋，自明习者不知所由，欲以晓喻众庶，不亦难乎！于以罗元元之民，夭绝亡辜，岂不哀哉！其与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习律、令者议减死刑及可蠲除约省者，令较然易知，条奏。《书》不云乎？‘惟刑之恤哉！’其审核之，务准古法，朕将尽心览焉。”有司无仲山父将明之材，不能因时广宣主恩，建立明制。为一代之法，而徒钩摭微细，毛举数事，以塞诏而已。是以大议不立，遂以至今。议者或曰，法难数变，此庸人不达，疑塞治道，圣智之所常患者也。故略举汉兴以来，法令稍定而合古便今者。
到成帝河平年间，又下韶说：“《甫刑》上说‘五刑的条目有三千，死刑的刑罚条目有二百’，现在死刑的条目有一千多条，法令繁杂，有一百多万字，于法律正文之外又另引案例判案，一天比一天增多，本来在研究的人都不知道它们的来由，想明白开导群众，不是很难吗！用它来控制善良的百姓，使不知过错的无辜的人天亡，难道不是很悲哀的事！命令同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以及明白熟习法令的人讨论减免死刑以及可以省略的律条，使它们明白易懂，分条上奏。《书》上不是说吗？‘应当对刑法感到忧虑！，要审查核实，一定要以古代法律为基础，朕将尽全心去披览。”但官府中没有仲山父那样有明察才能的人，不能抓住时机广泛宣传主上的恩德，建立圣明的制度，作为一代的法律，而衹是求取细微的东西，列举毫毛大小的事情，作为应付韶令而已。因此皇帝的理论没有建立，一直到了现在。议论的人中有人说，法令难以多次变更，这是平庸的人不明白，疑虑重重堵塞了治理的道路，是聪明智慧的人所经常忧患的。所以大略列举自建立汉朝以来，法令稍加确定而且合乎古法便于当代的法令条文。
汉兴之初，虽有约法三章，网漏吞舟之鱼。然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令曰：“当三族者，皆先黥，劓，斩左右止，笞杀之，枭其首，菹其骨肉于市。其诽谤詈诅者，又先断舌。”故谓之具五刑。彭越、韩信之属皆受此诛。
汉朝建立的初期，即使有三条法令约束，但还是疏漏得像是漏掉了可以吞下船只的鱼的纲，然而大辟之刑中，尚还有灭三族的法令。法令说：“当杀三族的，都先用刀刺面额再用墨涂，割鼻，斩左右脚，用竹板打死他，斩下头悬挂木上，在市上把他骨肉剁成肉酱。其中诽谤骂人诅咒的，又要先斩断他的舌头。”所以称这为具备了五刑。彭越、韩信之辈都受到这样的杀害。
至高后元年，乃除三族罪、袄言令。
到高后元年，才免除灭三族的罪刑、妖言令。
孝文二年，又诏丞相、太尉、御史：“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卫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论，而使无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收，朕甚弗取。其议。”左、右丞相周勃、陈平奏言：“父、母、妻、子、同产相坐及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也。收之之道，所由来久矣。臣之愚计，以为如其故便。”文帝复曰：“朕闻之，法正则民悫，罪当则民从。且夫牧民而道之以善者，吏也；既不能道，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于民，为暴者也。朕夫见其便，宜熟计之。”平、勃乃曰：“陛下幸加大惠于天下，使有罪不收，无罪不相坐，甚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等谨奉诏，尽除收律、相坐法。”其后，新垣平谋为逆，复行三族之诛。由是言之，风俗移易，人性相近而习相远，信矣。夫以孝文之仁，平、勃之知，犹有过刑谬论如此甚也，而况庸材溺于末流者乎？
孝文帝二年，又下令丞相、太尉、御史：“法律，是治天下的保证，用它来禁止残暴保卫善良的人。现在犯法的人已经被判决，却使无罪的父母妻子儿女一同去接受惩罚，朕感到很不可取。你们议论一下。”左右丞相周勃、陈平上奏说道：“父母妻子儿女及同母所生兄弟一同定罪并拘捕，是用来重诫他的思想，使他难以去违法。拘捕他们的方法，已实行很久了。臣等的愚计，认为还是与原来一样为好。”文帝又说：“朕听说，法律端正那么百姓就谨慎，罪罚得当那么人民就听从。治理人民并用善来加以引导的，是官吏；既不能引导，又用不正当的刑法来处罚他们，这是刑法，反而害民，成为暴力。我没有看见它的便利，你们应仔细加以考虑。”陈平、周勃才说：“陛下有幸把大恩惠施行给天下，使有罪的人不受拘捕之罪，无罪的不相牵连同受罚，这样盛大的德操，是臣等所比不上的。臣等谨慎地奉行诏令，彻底废除拘捕法、连坐法。”这以后，新垣平阴谋造**，重新使用诛杀三族的刑罚。因此说，风俗变更，人的性情相近而习俗则相差很远，确实是这样。以孝文帝的仁慈，陈平、周勃的智慧，尚且有如此大的错刑和荒谬的议论，更何况那些沉溺于不良风习的庸才之辈呢？
《周官》有五听、八议、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五听：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八议：一曰议亲，二曰议故，三曰议贤，四曰议能，五曰议功，六曰议贵，七曰议勤，八曰议宾。三刺：一曰讯群臣，二曰讯群吏，三曰讯万民。三宥：一曰弗识，二曰过失，三曰遗忘。三赦：一曰幼弱，二曰老眊，三曰蠢愚。凡囚，“上罪梏BF25而桎，中罪梏桎，下罪梏；王之同族BF25，有爵者桎，以待弊。”高皇帝七年，制诏御史：“狱之疑者，吏或不敢决，有罪者久而不论，无罪者久系不决。自今以来，县道官狱疑者，各谳所属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当报。所不能决者，皆移廷尉，廷尉亦当报之。廷尉所不能决，谨具为奏，傅所当比律、令以闻。”上恩如此，吏犹不能奉宣。故孝景中五年复下诏曰：“诸狱疑，虽文致于法而于人心不厌者，辄谳之。”其后狱吏复避微文，遂其愚心。至后元年，又下诏曰：“狱，重事也。人有愚智，官有上下。狱疑者谳，有令谳者已报谳而后不当，谳者不为失。”自此之后，狱刑益详，近于五听三宥之意。三年复下诏曰：“高年老长，人所尊敬也；鳏、寡不属逮者，人所哀怜也。其著令：年八十以上，八岁以下，及孕者未乳，师、朱儒当鞠系者，颂系之。”至孝宣元康四年，又下诏曰：“朕念夫耆老之人，发齿堕落，血气既衰，亦无逆乱之心，今或罗于文法，执于囹圄，不得终其年命，朕甚怜之。自今以来，诸年八十非诬告、杀伤人，它皆勿坐。”至成帝鸿嘉元年，定令：“年未满七岁，贼斗杀人及犯殊死者，上请廷尉以闻，得减死。”合于三赦幼弱、老眊之人。此皆法令稍近古而便民者也。
《周官》有五听、八议、三刺、三宥、三赦的审案规定。五听：一叫听言辞，二叫观脸色，三叫观气息，四叫察听力，五叫测视力。八议：一叫王的五代以内的亲族，有罪考虑减免刑罚，二叫王的故旧，有罪考虑减免刑罚，三叫有德行的人，可以考虑减免刑罚，四叫有技能的人，可考虑减免刑罚，五是有功劳的人，可以减免刑罚，六是爵位高的人，有罪可以减免刑罚，七是为国事勤劳的人，有罪可以减免刑罚，八是前王朝的后人，有罪可考虑减免刑罚。三刺：一是询问群臣，二是询问群吏，三是询问万民。三宥：一是不审慎，二是无意，三是遗忘。三赦：一是幼小儿童，二是高龄的老人，三是天生的痴呆。凡是囚犯，“大罪两手同时上铐并且铐住脚，中罪铐住手和脚，小罪铐住手；王的同族铐住双手，有爵位的铐脚，以等待判决。”高皇帝七年，下诏御史：“官司有疑问的，官吏有的不敢判决，有罪的很久不加以定罪，无罪的长期关押不判。从今以后，县和道中的官司有疑问的，各自上报所属的二千石官审判定罪，二千石官员把犯人所犯的罪及判处的情况上报。所不能判决的，都移交给廷尉，廷尉也把判处的结果上报。廷尉所不能判决的，谨慎地仔细上奏，附上所应参照的法令让我知。”皇上的恩德如此，官吏仍不能照着去办。所以孝景帝五年又重新下令说：“各种有疑问的官司，即使是舞文弄法已判人罪，但人心有不服的，立即复议审定。”这之后，司法官吏又开始避开细碎的法律条文，达到自己愚蠢的用心。到后元年，又下令说：“官司，是国家的大事。人有愚蠢和智慧之分，官有上下之分。官司有疑问被判罪了的，命令审判定罪的已经呈报罪状而后发现不适当的，判罪的人不为过失。”从此以后，刑法更加详细，同五听三宥的意义相近。过了三年又下令说：“年龄高的老人长辈，是人人应尊敬的；鳏寡没有依靠，是人们应哀怜的。应颁布命令：年龄在八十岁以上，八岁以下，以及怀孕了还没生产的妇女，乐师、侏儒应当审讯拘捕的，可宽容不带刑具。”到孝宣帝元康四年，又下诏令说：“朕惦念老年人，头发和牙齿都掉落，血气已经衰弱，也就没有凶暴叛逆的念头，现在有老人陷入莫须有罪行之中，被关在牢房，不得善终有生之年，朕很怜悯他们。从今以后，各位年龄在八十岁不是诬告、杀伤的罪犯，其他的都不要判刑。”到成帝鸿嘉元年，制定法令：“年龄不满七岁，打架斗殴杀人以及犯下斩首死罪的人，向上请示廷尉，让他们知道，得以免死。”同三赦幼弱、年老人相合。这些都是法令稍加制定，就和古代相近似而且对百姓有利的。
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善人为国百年，可以胜残去杀矣。”言圣王承衰拨乱而起，被民以德教，变而化之，必世然后仁道成焉；至于善人，不入于室，然犹百年胜残去杀矣。此为国者之程式也。今汉道至盛，历世二百余载，考自昭、宣、元、成、哀、平六世之间，断狱殊死，率岁千余口而一人，耐罪上至右止，三倍有余。古人有言：“满堂而饮酒，有一人乡隅而悲泣，则一堂皆为之不乐。”王者之于天下，譬犹一堂之上也，故一人不得其平，为之凄怆于心。今郡、国被刑而死者岁以万数，天下狱二千余所，其冤死者多少相覆，狱不减一人，此和气所以未洽者也。
孔子说：“如果有称王的人，一定要经过三十年仁政才成；有道德的人治理国家一百年，可以战胜邪恶不进行杀戮。”这是说英明的君王在衰败混乱的时代嵋起，把道德教化施予人，对他们加以改变和感化，一定要过三十年然后仁政才能形成；至于有道德的人，虽不被列入圣人之列，但也要百年才能战胜邪恶不进行杀戮。这是治理国家的程式。现在汉朝道运极盛，经过了两百多年，考察从昭帝、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到平帝造六代之间，判处死刑的，大概每年一千多人中衹有一个，从耐罪向上到斩右脚刑，一千人中有三人。古代的人曾说：“满屋的人饮酒，有一人向着墙壁而哭泣，那么一屋的人都为此感到不高兴。”帝王对于天下，就好像在一屋之中，所以衹要有一人没有得到平等，就要为此而心中悲痛。现在郡国中遭受刑罚而死的人每年有一万多，天下的监狱有二千多所，其中受冤而死的入上下相覆盖，监狱没有减少一人，这是和谐的气氛没有形成的原因。
原狱刑所以蕃若此者，礼教不立，刑法不明，民多贫穷，豪杰务私，奸不辄得，狱C224不平之所致也。《书》云“伯夷降典，哲民惟刑”，言制礼以止刑，犹堤之防溢水也。今堤防凌迟，礼制未立；死刑过制，生刑易犯；饥寒并至，穷斯滥溢；豪杰擅私，为之囊橐，奸有所隐，则狃而浸广：此刑之所以蕃也。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又曰：“今之听狱者，求所以杀之；古之听狱者，求所以生之。”与其杀不辜，宁失有罪。今之狱吏，上下相驱，以刻为明，深者获功名，平者多患害。谚曰：“鬻棺者欲岁之疫。”非憎人欲杀之，利在于人死也。今治狱吏欲陷害人，亦犹此矣。凡此五疾，狱刑所以尤多者也。
考察官司刑法如此之多的原因，是由于礼义教化没有建立，刑法不明确，百姓大多贫苦穷困，有地位有势力的人谋求私利，邪恶的人不能立即被迫究，判决不公平所带来的后果。《尚书》上说“伯夷颁布法典，依照刑法审理案件”，是说制造礼法来防止用刑，就像用堤来防范水流出来。现在堤坝被破坏，礼制没有建立；死刑超过了限制，生刑又容易违反；饥饿寒冷一同到来，穷困到处泛滥；豪杰白谋私利，像用口袋来装物品的，邪恶一有所隐瞒，那么犯罪的习惯将逐渐扩大，造就是刑罚之所以多的缘故。孔子说：“古代懂法的人能够减除刑罚，这是本；现在懂得刑法的人不放过有罪的，这是末。”又说：“现在审理官司的人，追求的是怎么去杀死罪犯；古代审理官司的人，追求的是怎样使人活命。”与其杀死无辜的人，不如放过有罪的。现在的司法官员，上下追逐，把刻毒作为高明，厉害的人获得功劳名声，公正的人多后患。谚语说：“卖棺材的人盼望有疾病的年头。”不是他憎恨想去杀死别人，而是他想从死人中获利。现在管理司法的官吏想陷害人，也跟这一样。总共有这五种弊端，是官司所以多的原因。
自建武、永平，民亦新免兵革之祸，人有乐生之虑，与高、惠之间同，而政在抑强扶弱，朝无威福之臣，邑无豪杰之侠。以口率计，断狱少于成、哀之间什八，可谓清矣。然而未能称意比隆于古者，以其疾未尽除，而刑本不正。
从建武、永平以来，百姓也刚免除战争的祸害，人们有了安居乐业的考虑，与高后、惠帝之间的情况相同，而政治在于抑制强暴扶持弱小，朝廷没有了作威作福的大臣，乡邑没有了豪杰大侠。以人口大致统计，审理案件比成帝、哀帝之间少十分之八，可以说是很太平了。然而和占代相比还不能称意，这是因为弊病没有全被革除，而且刑法的根本就不端正的缘故。
善乎！孙卿之论刑也，曰：“世俗之为说者，以为治古者无肉刑，有象刑、墨鲸之属，菲履赭衣而不纯，是不然矣。以为治古，则人莫触罪邪，岂独无肉刑哉，亦不待象刑矣。以为人或触罪矣，而直轻其刑，是杀人者不死，而伤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轻，民无所畏，乱莫大焉，凡制刑之本，将以禁暴恶，且惩其未也。杀人者不死，伤人者不刑，是惠暴而宽恶也。故象刑非生于治古，方起于乱今也。凡爵列官职，赏庆刑罚，皆以类相从者也。一物失称，乱之端也。德不称位，能不称官，赏不当功，刑不当罪，不祥莫大焉。夫征暴诛悖，治之威也。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故治则刑重，乱则刑轻，犯治之罪故重，犯乱之罪故轻也。《书》云‘刑罚世重世轻’，此之谓也。”所谓“象刑惟明”者，言象天道而作刑，安有菲屦赭衣者哉？
荀子对刑罚的评论真是太好了！他说：“世俗中著书立说的人，认为上古天下太平的时候没有肉刑，有像刑墨黥之类的刑罚，用穿草履、布衣无领来代替，实际上不是这样的。认为太平的古代，人们没有去触犯刑法的，不但没有肉刑，也用不着象刑了。认为人们如有犯罪的，就直接减轻他们的刑罚，这是使杀了人的不处死刑，伤了入的不受刑罚。罪行极重而刑罚极轻，人们无所畏刑，那么祸乱没有比这个再大的了。大凡制定刑法的本意，是用来禁止凶暴邪恶，而且防患于未然。杀人的人不被处死，伤人的人不受处罚，这是恩遇凶暴的人，宽恕邪恶的人。所以象刑并非产生于太平的古代，而是刚兴起于动乱的当世。凡是爵位官职，赏庆刑罚，都是根据功过的等级相应施予的。一种事物失去了平衡，就形成了动乱的开端。道德与爵位不相称，才能与官职不相称，奖赏与功绩不相当，刑罚与罪行不相符，没有比这更不吉祥的了。征伐残暴，诛杀叛乱，是治理天下的威力。杀人的人要被处死，伤人的人要受到刑罚，这是历代帝王所认同的，没有人知道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所以天下太平那么刑罚就重，天下大乱那么刑罚就轻，触犯了太平时代的法律罪行就显得重了，触犯了动乱时代的法律罪行就显得轻了。《尚书》上说‘刑罚随着时代有重有轻，，就是说明了这个道理。”所说的“制作象刑就明白了”，是说依照天的规律而制作刑罚，哪裹有草履赭衣之类的事呢？
孙卿之言既然，又因俗说而论之曰：“禹承尧、舜之后，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汤、武顺而行之者，以俗薄于唐、虞故也。今汉承衰周暴秦极敝之流，俗已薄于三代，而行尧、舜之刑，是犹以鞿而御駻突，违救时之宜矣。且除肉刑者，本欲以全民也，今去髡钳一等，转而入于大辟，以死罔民，失本惠矣。故死者岁以万数，刑重之所致也。至乎穿F1BE之盗，忿怒伤人，男女淫佚，吏为奸臧，若此之恶，髡钳之罚又不足以惩也。故刑者岁十万数，民既不畏，又曾不耻，刑轻之所生也。故俗之能吏，公以杀盗为威，专杀者胜任，奉法者不治，乱名伤制，不可胜条。是以罔密而奸不塞，刑蕃而民愈嫚。必世而未仁，百年而不胜残，诚以礼乐阙而刑不正也。岂宜惟思所以清原正本之论，删定律、令，B064二百章，以应大辟。其余罪次，于古当生，今触死者，皆可募行肉刑。及伤人与盗，吏受赇枉法，男女淫乱，皆复古刑，为三千章。诋欺文致微细之法，悉蠲除。如此，则刑可畏而禁易避，吏不专杀，法无二门，轻重当罪，民命得全，合刑罚之中，殷天人之和，顺稽古之制，成时雍之化。成、康刑错，虽未可致，孝文断狱，庶几可及。《诗》云“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书》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言为政而宜于民者，功成事立，则受天禄而永年命，所谓“一人有庆，万民赖之”者也。
荀子的言论是如此的，再根据世俗的言论加以评论道：夏禹继承尧舜，自己认为道德衰落就制定了肉刑，商汤、武王沿袭并加以实行，是因为世风比唐、虞时不醇厚的缘故。现在汉朝承继衰落的周朝、残暴的秦朝的极端流弊，世风已薄于三代，却使用尧、舜的刑罚，就像以缰绳来驾驭凶悍的马匹一样，违反拯救时代的合适方针。况且废除肉刑，本意是想保全百姓，现在减去髡钳刑罚一等，转移到死刑中。用死来控制百姓，失去了恩惠的本意。所以死的人每年以万计，是刑法太重所带来的结果。至于穿壁翻墙的强盗，忿怒伤人，男女淫乱，官吏邪恶贪污，像这样的邪恶，髡钳这样的刑罚又不足以用来惩罚。所以受刑的每年有十多万，百姓既不畏惧，又不曾感到可耻，是刑罚太轻所产生的结果。所以世俗认为能干的官吏，公开地以杀死盗贼作为威严，专意于刑杀的人被看作能胜任官职，守法的人被看作不能治理，扰乱声名伤害制度，不可一一列举。因此法纲严密但邪恶没有得到控制。刑罚繁多但百姓更加轻慢。经过了三十年而仁政没有得到实行，经过了一百年却没有战胜残暴，实在是礼乐缺少而且刑罚不端正根本的缘故。实在应该思考一下清理源头，端正根本的议论，删减确定法令，撰写二百章，用来对应死刑。其余的罪行等级，按照古代应当活命的，现在触犯死刑的，都可服肉刑。至于偷盗和伤害他人，官吏接受贿赂贪脏枉法，男女淫乱，都恢复古代刑罚，制定三千章。诬告欺骗，舞文弄法的细小刑法，都免除。如果这样，那么刑罚就可使人感到畏惧而容易避免禁闭，官吏不独断杀人，法律没有两样，轻重符合罪行，百姓性命得以保全，符合刑罚的节度，’晅应天人的和谐，符合古代的制度，形成和善的风气。像成、康时代的刑罚拦置，虽然不能达到，孝文帝时候的处理官司的境界，差不多可以赶得上了。《诗经》上说“顺应人民，受福于天”。《尚书》上说“建立功业，可以不朽”。是说为政的能顺应民意，功绩事业都有了，就承受天福而不朽，就是所谓的“一人有福，万人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