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先王的制度，从天子、公侯到奴仆，他们的官爵、俸禄、死生（礼仪）的制度各有不同的等级，小的不得越过大的，低贱的不得越过高贵的，所以上下有序，民心稳定。于是辨别土地、河流、湖泊、丘陵、沃地、平原、洼地等不同的地理条件，教导百姓种植和畜养技术；这样，人民用于生活和殡葬的用品，包括五谷、六畜、鱼、鳖、鸟、兽、柴草、木材、器械等各种物资，都生产出来了。生产要按照一定的时令，消费也要有所节制。在草木的叶子没有凋落时，不能进入山林砍伐；在农历正月前，不能到江湖打鱼；在农历九月前，不能到田野捕兽；在农历匕月前，不能到小路边上捕射飞鸟。除了要顺应时令生产外，还不能在山裹砍小树，在湖边割嫩草，不能捕捉幼小的虫、鱼、兽，不能采集鸟蛋。这是为了顺应时令气候，使各种生物得以繁殖兴旺。这样做就可以充分发挥自然的功效，使各种财物贮备富足。然后，士农工商各自依据所在地区的自然条件，充分发挥他们的智力和体力，早起晚睡，治理自己的产业，相互交换：工作成果，满足了各自的需要。这样，并没有对于民间人力和物力的额外征发，而远近地区财物都很充足。所以，《周易》上说：“君主用政令裁度自然的变化，辅助天地的所宜，教导万民从事生产，”“生产各种财物，用于各个方面，制成各种器具，使天下都能受益，这是圣人的伟大之处”，就是这个意思。《管子》说：古代的士、农、工、商四民，是不许杂居的。士人在学习读书的地方相互议论仁义，工匠在官府裹相互议论技巧，商人在市场上相互议论财利，农民在田野中相互议论农事。他们从早到晚从事一种职业，不会见异思迁。所以，他们父兄的教导即便不严格，也能教好子弟；其子弟纵使不劳苦也能学会本领。他们各安于自己所居住的地方，乐于从事自己的职业，虽然见到奇异和华丽的物品，因为不适于他们的习俗，也不会接受，这就好像西北地区戎族、狄族和东南吴越地区在风俗习惯上不能融合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欲望少而事情简单，财物充足而没有争夺。于是统治者再用道德来引导他们，用礼制来统一他们，所以庶民就有廉耻而且讲礼貌，重视仁义而轻视财利。造就是夏、商、周三代之所以能沿着正确的道路发展，不需采用严酷的政治而能治理国家的概要。
到周王室衰落时，礼法毁坏，鲁庄公违反周礼在其父桓公庙的椽子上雕刻，把柱子染红。鲁国大夫臧文仲违反周礼，把柱顶方木刻上山形，把梁上短柱画上水藻。鲁国的世卿季氏在家庙用八佾奏乐舞蹈，鲁国的孟孙、叔孙、季孙三家，在祭祀祖先时竟唱着《雍》这首诗来撤除祭品，这种风气流传到一般的士人和平民当中，大家无不背离圣王的制度，放弃本业，务农的民众减少，经商的百姓增多，粮食不足而奢侈品有余。
这种衰落的趋势发展到齐桓公、晋文公之后，礼义大为破坏，上下互相冒犯，各国的政治差别很大，大夫们的风气各不相同，追逐利欲的活动不能遏制，破坏等级制度的行为没有止境。于是，商人贩卖奇珍异货，工匠生产没有实用价值的器具，士人进行歪门邪道的活动，以追逐时俗之所好而取得财货。诡诈的人违背事实诈骗取名，奸邪之民犯法害人求利，谋杀君主篡夺国家大权的人成为王公，抢夺大夫封地的人成了雄杰。礼义不能够约束君子，刑罚杀戮不能使小民畏惧。富人用丝绸来装饰房屋、墙壁，犬马吃粮、食肉还有剩余，而穷人连粗布衣都穿不上，经常吃豆子喝生水。他们都是编户平民，但因财力不同而地位有别，有人虽然成为奴仆，仍然没有怨愤。所以，玩弄权术而为非作歹的人，可以一辈子富足；遵循义理、固守正道的人却不能免受饥寒的威胁。这种风气是从社会上层兴起的，来源于法令制度的破坏。所以，列举这些事情，以记载人世间的变化。
从前越王勾践被吴兵围困在会稽山上时，才任用范蠡、计然佐理国政。计然说：“知道要打仗，就会整顿防务；知道何时使用何物，就真正懂得了东西的价值。把时间变化与货物供求的关系搞清楚，那么，对于各种货物的行情就可以弄明白了。所以，天旱时就预买船只以备涝，水灾时就预办车辆以备旱，这样做符合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越国奉行计然的政策，治国十年，国家大为富裕，用重金奖赏战士，终于向吴国报了仇，洗刷了会稽被围的耻辱。范蠡感叹说：“计然的计策有十条，越王衹用了五条就实现了自己的志愿。既然能用来富国，我也想用来富家。”于是他乘着一叶扁舟，漂泊江湖，改名换姓，到齐国叫鸱夷子皮，到陶邑叫朱公。范蠡认为陶邑处在天下的中心，与诸侯各国四通八达，交易货物非常便利。于是治理产业，囤积居奇，随机应变，运用智巧取利，择人放债，债务不须追讨即可收回。所以善于生财致富的人，一要能够择人，二要善于把握时机。朱公在十九年裹，三次赚来千金，两次分给了那些穷朋友和远房兄弟。后来年老体衰，听凭子孙们作主，子孙们都能继承家业并有所发展，终致家财万贯。所以，后世人们谈论富翁时，没有不称誉陶朱公的。
子赣在孔子那裹学业有成之后，回到卫国做官，又在曹国和卫国之间经商生财。在孔子的七十个高足弟子当中，端木赐即子贡最为富有，孔子的另一位得意弟子颜渊却穷得箪食瓢饮，住在狭陋的小巷裹。子贡高车驷马，随从骑士前呼后拥，带着束帛厚礼出使诸侯，所到之处，与国君分庭抗礼。可是孔子却夸奖颜渊贤明而讥讽子贡，说：“颜回的学问差不多接近了圣道，虽然囊中经常匮乏，但乐在其中。子贡不受教命，经商生财，揣度是非，侥幸得中罢了。”
白圭，周人。在魏文侯时，李克为相，致力于指导农耕、土地的利用，而白圭却喜欢观察不同时期市场的物价变化，所以他主张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白圭能做到不讲究吃喝，克制嗜好欲望，节省穿戴，与管事的家僮奴仆同甘共苦，捕捉发财时机就像猛兽凶禽搏取食物那样迅速敏捷。所以白圭说：“我经商谋利就像伊尹、吕尚图谋国事，孙子、吴起用兵打仗，商鞅推行变法一样。所以，凡是智慧够不上同我这样随机应变，勇气不够坚决果断，仁义而不能正确取舍，强悍而不能坚守原则的人，虽然想学习我的生财之道，我也始终不会告诉他。”大几天下讲论经商生财之道的人都以白圭为祖师。
猗顿靠经营池盐起家，而邯郸人郭纵靠炼铁和铸造铁器积聚家业，财富多得可以和王侯相比。
乌氏赢经营畜牧业，等牲畜繁殖众多时，就全部卖掉，搜购奇巧之物和丝织品，暗中献给戎王。戎王回赠给他价值十倍于所献物品的牲畜，所给牲畜多得用山谷为单位来计算牛马的数量。秦始皇下令给乌氏蠃以封君的待遇，按规定时间同大臣一道入宫朝见。
巴郡的寡妇名字叫清，她的祖先发现一座丹砂矿，几辈人一直独享开矿的收益，家财多得不计其数。清是个寡妇，她能守住先人家业，用金钱保护自己不受侵犯。秦始皇认为她是一位贞妇，待之以宾客之礼，特地为她建了一座女怀清台。
按照秦汉时期的制度，列侯、封君征收租税，一般是每年每户二百钱。千户封君每年的收入就是二十万钱，朝见天子、访问诸侯和祭祀、锁赠等费用都靠遣二十万钱开支。百姓中的农夫、工匠、商贾等人，家有一万钱，每年可得利息二千，百万钱财的人家每年就有二十万钱的收入，更徭、租赋都从逭里面开支，这样的人家。一般的衣食欲望都能得到尽可能好的满足。所以说，陆地养马五十匹，养牛一百六十七头，养羊二百五十只，沼泽养猪二百一十口，陂塘养鱼千石，山中种植成材大树干棵。安邑地区有千棵枣树；燕、秦有千株栗树；蜀、漠、江陵有千株橘树；淮北、荣水之南，黄河、济水之间有千棵蔌树；陈、夏有千亩漆树；齐、鲁有千亩桑麻；渭川有千亩竹园；以及在郡国万户名城近郊有亩产一钟的千亩良田，或千亩栀子、茜草，或者千畦生姜、韭菜：凡是这样的人家，都和千户侯同样富有。
谚语说：“穷人要想发财致富，种田不如做工，做工不如经商，绣花不如当街做买卖。”这就是说，经商是穷人发财致富的可靠途径。四通八达的都市，一年之中，可以销售酒千瓮、醋酱千缸、浆水千坛，宰卖牛、羊、猪千头，售米千钟，柴草千车，船只千丈，木材千幢，竹竿万根，轺车百辆，牛车千辆，漆饰木器千件，铜器三万斤，没上漆的木器，铁器及栀子、茜草千石，马二百匹，牛二百五十头，羊、猪两千只，僮仆百人，筋角、丹砂千斤，其他帛、丝絮、捆布三万斤，采缎千匹，粗布、皮革千石，漆千斗，酒曲、盐、豆豉千合，海鱼、刀鱼千斤，小杂鱼千斤，咸鱼三万斤，枣子、板栗三千石，狐皮衣、貂皮衣千件，羔羊皮衣千石，毡毯千条，各类果菜千种，高利贷钱千贯。经纪人调节物价贵贱，贪心的商人，厚利滞销，获利十分之三；心平的商人，薄利多销，获利十分之五，他们的收入也可以和千户侯相比。这是大致的情形。
蜀郡卓氏的祖先是赵国人，靠冶铁致富。秦国攻破趟国时，把卓氏流放到蜀郡，夫妻俩推着小车前往流放的地方。同行的流放犯人中，稍微有点余财，就争着送给管事的官吏，乞求迁徙到近一点的地方，被安置在葭萌县。衹有卓氏家说：“葭萌县地方狭小，土地贫瘠。我听说婚山脚下土地肥沃，出产大芋，有它充饥，老死也不会挨饿。那裹的百姓很善于经商，做买卖方便。”于是他就要求流放到更远的地方。官吏把他家遣送到临Ip，全家人非常高兴，就在有铁矿的山裹开矿炼铁，铸造铁器，妥善筹划盘算，精心经营，和滇、蜀地区的人做买卖。富裕到家有奴仆八百人。平时钓鱼游猎，快乐得比得上国君。
程郑是从山东流放到西南地区的俘虏，也经营冶炼铸造业，把铁器卖给当地少数民族，富有和卓氏不相上下。
程、卓两家衰落以后，到成帝、哀帝年间，成都人罗裒家财达到万万。当初，罗哀到京师经商，自己随身带有将近一百万钱，他为平陵人石氏掌管钱财。罗裒为人强悍有勇力。石氏的资财稍次于平陵如氏和苴氏，他很亲信罗裒，给他很多钱，让他往来于巴、蜀和京师经商，几年以后，谋利一千多万钱。罗裒拿出其中一半贿赂曲阳侯王根和定陵侯淳于长，依仗他们的权力，把剩余的一半贷给郡国，没有人敢欠他的账。他独占经营井盐的利润，一年所获利润是资本的一倍，于是大发其财。
宛县孔氏的祖先是大梁人，从事冶炼铸造业。秦灭魏国，将孑L家迁徙到南阳。孔氏大力经营冶铸业，又规划农田水利，车骑前呼后拥，交游诸侯，趁机与各诸侯国通商牟利，博得了“游闲公子”的美号。可是他的盈利超过花费的本钱，赚的钱多于那些斤斤计较的人，家中积累的财富多达敷千金，所以南阳一带经商的人都效法孔氏的雍容大方。
鲁国人风俗节俭，丙家更为突出。丙氏以冶铁起家，财富达到万万钱。可是他家从父兄到子孙都遵守一条家规：弯腰要有所拾，抬头要有所取，一举一动都要有利可图。他家放贷，做买卖遍及各郡国。邹、鲁一带的人因为受丙家影响的缘故，有很多人抛弃文学而经商牟利。
齐地风俗贱视奴仆，而刀闲却喜欢看重奴仆。凶悍狡诈的奴仆，人们都感到头痛，惟独刀闲收留他们，派他们经营鱼盐商贾之利，其中有的人出门车马成队，交结郡守国相，而刀闲对这样的奴仆更加信任。刀闲终于靠他们的力量，积聚起数千万钱财。所以奴仆们说：“与其出外谋求官爵，倒不如在刀家作奴仆。”意思是说刀闲能使豪奴个人富有而让他们为自己尽心竭力。刀闲衰落以后，到成帝、哀帝年间，临淄人姓伟有资产五千万钱。
周人本来就够节俭吝啬了，师史更是一毛不拔，出动数以百计的车辆，满载货物到各郡国经商，无所不至。洛阳地处齐、秦、楚、趟的中心，富家相互夸耀自己在外经商时间长，往往路过洛阳而不入家门。能使用这类人，所以师史赚钱多到十千万。
师史衰落以后，到成帝、哀帝、王莽时，洛阳人张长叔、薛子仲家产也多达万万钱。王莽任命他们都为纳言士，想效法漠武帝的做法，可是没有能得到任用他们为官的益处。
宣曲县任氏的祖先，做过督道地方的仓库管理员。秦朝败亡时，地方豪杰都争着夺取金银玉器，惟有任氏窑藏仓库的粮食。楚汉相争于荣阳时，农民无法耕种，粮价涨到每石一万钱，结果豪杰的金玉全都到了任氏手中。任氏因此发财致富。富人竞相奢侈，而任氏却不摆有钱人的架子俭朴度H，大力经营农田畜牧。人们争购便宜货，任氏却偏爱买价贵质高的东西。他家富有延续了好几代。但任氏主人公的家规规定：不是自家种田畜养得来的东西不吃，公事不完成不许饮酒吃肉。因此，任家成为乡里的表率，所以他富有并得到皇上的尊重。
国家开拓边塞地区时，衹有桥桃得以达到有马千匹，牛两千头，羊万只，粟以万钟计算。
吴楚七国叛乱时，长安城中的列侯封君要跟随大军出关作战，向放债人家借高利贷钱以供旅途使用，高利贷者认为他们的食邑封国都在关东地区，关东的战事胜负未定，都不肯借。惟有毋盐氏拿出千金贷给他们，收取十倍的利息。遇了三个月，吴楚七国叛乱被平息。一年之中，毋盐氏就获得了十倍的利息，因此而成为关中的富豪。
关中地区的富豪大贾，大抵都是姓田的豪族，以田墙、田兰最为富有。韦家栗氏和安陵杜氏也是家财万贯。前面这些富有者衰落以后，从元帝、成帝到王莽年间，京师长安的豪富人家有杜陵县的樊嘉、茂陵县的挚纲、平陵县的如氏、苴氏，长安县卖丹的王君房、卖豆豉的樊少翁、王孙大卿，都是天下富有资财的人家。樊嘉有钱五千万，其他人的财产都上万万。王孙卿拿钱财供养士人，与雄才俊杰交往，王莽任命他为京司市师，就是西汉的束市令。
上述这些人都是非常著名而特别突出的富翁。至于其他郡国的富人兼业专利，并通过贿赂而显赫于乡里的，多得不可胜数。因此，秦杨因为有大片田地而富甲一州；翁伯以贩卖动物油而成为县邑的首户；张氏靠卖酱发财，生活奢侈，超过制度的规定；质氏靠磨刀发家，列鼎而食；浊氏靠卖肉干起家，侍从的车骑前呼后拥；张里凭藉医马致富，击钟而食；他们的生活都超越了等级制度的规定。但是他们通常还都是固守自己的事业，一点点地积累盈利，逐渐发家致富。至于蜀人卓氏、宛人孔氏、齐人刀闲，他们公然占有山川、铜铁、鱼盐市场的收益，运筹谋划，上同帝王争利，对下专有平民的生业，他们都陷入了违法、奢侈、犯上的邪恶。更何况那些通过盗墓、赌博、抢劫、犯法奸诈而致富的人，如曲叔、稽发、雍乐成之流，他们依然和善良的人齐齿并列，不受惩罚，这是败坏风俗，损伤教化，导致社会大乱之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