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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植,字汝培。父亲承武,从大同移居江都,官至福建布政使。李植万历十五年(1587)中进士,选庶吉士,授职御史。十年冬,张居正死,冯保还在当道,其党徒锦衣指挥同知徐爵居在禁中,阅览奏章,起草诏书如旧。张居正的党徒都依靠徐爵与冯保结交,徐爵势力更为嚣张。可皇上素来怨恨张居正、冯保,还没找到机会发作。御史江东之首先揭发徐爵的奸行,并且说兵部尚书梁梦龙与徐爵勾结,以得到吏部尚书之职,应该贬退。皇上将徐爵逮捕入狱,定为死罪,梁梦龙罢官。李植于是揭露冯保十二大罪状。皇上震怒,将冯保定罪。李植、江东之由此为皇帝信用。
第二年,李植巡按畿辅,请求放宽张居正时所制定的百官乘坐驿车的禁令,皇上听从了。皇上接受礼部尚书徐学谟的意见,将在大峪山占卜寿宫。李植随行勘查,认为这个地方不好。他想带江东之上疏争论,没有结果。第二年,李植回到朝廷。当时御史羊可立也因为弹劾张居正被皇帝信用。三人更为要好,也与吴中行、赵用贤、沈思孝互相敬重。执掌朝政的正恨吴中行、赵用贤,而且心里害怕李植三人得到皇上宠爱。正好争论御史丁此吕一事和弹劾徐学谟占卜寿宫的不是,李植与申时行互相较劲,最终被贬。
当初,兵部员外郎嵇应科、山西提学副使陆檄、河南参政戴光启做乡试考官,为张居正的儿子嗣修、懋修、敬修谋私利。张居正死后,丁此吕揭发这件事。又说:“礼部侍郎何雒文代替嗣修、懋修写殿试的对策,而侍郎高启愚主持南京考试,竟然以‘舜亦以命禹’为题目,显然是为了劝进。”大学士申时行、余有丁、许国都是张嗣修的座主,说考官只根据文章技艺,怎知道姓名,不应该以此定罪,请命令吏部检查考官的评语,以定是去还是留。尚书杨巍建议将何雒文贬退,将嵇应科、陆檄调任,留任高启愚、戴光启,但是说丁此吕不顾旨意,陷害高启愚。丁此吕被贬官。李植、江东之和同官杨四知、给事中王士性等为丁此吕鸣不平,都上奏章弹劾杨巍,言语中侵犯到申时行。江东之上疏说:“申时行因为二子皆中进士,不高兴丁此吕说科场中的事。杨巍虽然庇护张居正,实际上是谀媚申时行。”申时行、杨巍一同请求辞职。皇上想安慰留下申时行,召回丁此吕,让俩人和解。余有丁、许国说不贬丁此吕,无法安慰申时行、杨巍。许国反复诋毁言官多事,指责吴中行、赵用贤结党。吴中行、赵用贤上疏辩解请求解职,言语都触怒到许国,赵用贤用词更为严厉。许国避门不出。于是左都御史赵锦,副都御史石星,尚书王遴、潘季驯、杨兆,侍郎沈鲤、陆光祖、舒化、何起鸣、褚钅夫,大理卿温纯及都给事中齐世臣、御史刘怀恕等,极力说申时行、许国、杨巍不应当离去。主事张正鸣,南京郎中汪应蛟,御史李廷彦、蔡时鼎、黄师颜等又极力攻击请求留任三大臣之人的过失。吴中行也上疏说:“法律禁止向上说大臣的德政。近来沿袭请求留任张居正的遗风,辅臣辞职,群起上奏请求留任,称赞功德,联章累牍。谄媚之极,特别可耻。祖宗二百余年以来,没有谏官因疏论事情被吏部弹劾罢官的,如果这样,则会逐渐堵塞言路,此风不可长。”皇上竟然留任三大臣,如赵锦之意责备言官。后来,高启愚终于为南京给事中刘一相弹劾离去,申时行也不能救他。
皇上特别追恨张居正,因为大臣暗中庇护他,唯独李植、江东之、羊可立能揭发他的奸情,神宗想他们骤然显贵,以暗示朝臣。刘一相又弹劾锦衣都督刘守有藏匿张居正的家资。皇上于是命令内阁罢了刘守有的官职,破格提拔张居正所压制的丘木舜、余懋学、赵世卿及李植、江东之共五个人。申时行极力为刘守有辩解,说丘木舜等不应当马上提升。皇上重新违背大臣的意思,议论虽然停止,心里还是想任用李植。立刻,李植弹劾刑部尚书潘季驯结党营私,欺君罔上,潘季驯被削职。皇上于是下诏吏部提拔李植为太仆少卿,江东之为光禄少卿,羊可立为尚宝少卿,并在考察名册上特别予以记录。朝臣更加忌恨李植等。
万历十三年(1585)四月发生旱灾,御史蔡系周说:“古时候,朝廷如有专权的大臣,狱中有冤枉的囚犯,则一定发生旱灾。李植数次对人说:‘皇上呼我为儿,每次看到没收的宝物就喜欢我。’他肆无忌惮到了这样的地步。陛下想昭雪冤枉,而刑部尚书之冤,先得不到昭雪。现在的旱灾,实在是由于李植的缘故。”又说:“李植迫不及待想让吴中行执掌国事,想让自己有个好退路。吴中行想让李植掌管官吏的选拔,是想任意任用他的人。如果他们的计划得以实行,势必会尽使正直的人受到毒害,现在的旱灾还是小事。”其他的话狂妄且怪诞。所称尚书,是指潘季驯。奏疏上后,皇上未给予答复。御史龚懋贤、孙愈贤接着又上了奏。江东之愤怒地上疏,说:“沈思孝、吴中行、赵用贤及张岳、邹元标数位大臣,忠心耿耿,至死不移,臣实在是安心成为他们一党,高兴与他们来往。现在指责李植与他们为一党,李植实际上还没有我与他们亲密,我愿先罢我的官。”皇上不允许。羊可立也上疏说:“奸党怀匿冯保、张居正的私人恩惠,造谣生事,想打击劝谏的大臣,不把臣等全部免职是不会甘心的,我乞求解职。”奏章下到内阁,申时行等要求当面责问羊可立谁是奸党的头目。皇上还是想两方和解,停止了内阁的上奏,而指示都察院:“自今天起,御史说事情,应当以国家为重,不要以私情损害国家的利益,违反的人一定治罪。”李植、江东之请求回乡,皇上不许。给事御史齐世臣、吴定等交相上奏弹劾羊可立不应当代替李植辩解。皇上回答说:“朕正在为旱灾担心,各大臣为什么要纷纷争论?”于是停止。七月,御史龚仲庆又弹劾李植、吴忠行、沈思孝为邪恶的大臣,皇上讨厌他排挤李植等,把他贬到外地。齐世臣和御史顾钤等连着上奏救他,皇上不听。
当时,皇上竟然听从徐学谟的话,在太峪山修建寿宫。八月,开始修建了。大学士王锡爵是李植的馆师,江东之、羊可立又曾特地向朝廷推荐,王锡爵过去因为当面驳斥张居正,而为当时人所敬重。李植等三个人认为申时行一离职,王锡爵必定为首辅,而筑寿宫之地有石头,申时行以徐学谟的缘故主张修建,可用这个原因定他的罪,于是合作上疏说:“那块地如果吉利就不应当有石头,有石头则应请求改变地点。而徐学谟因为替自己考虑而主张这个意见,申时行因为亲近人的关系而赞成他的意见。现在开凿石头以修建寿宫之地,与以前所立标志处,不是一个地方。模模糊糊容易移动,像下棋一样,大臣没有为国的忠心。”申时行上奏辩解,说:“皇上当初考察时,李植、江东之在住宿的处所见我极力认为形龙山不如大峪山。现已二年,忽然提出这样的意见,很明显,他们是想借这件事把我赶走。”皇帝责备三人不应当以丧葬之师的技艺指责辅臣,停发俸禄半年。三个人以熟悉葬法为由推荐侍郎张岳、太常何源。两人正在上疏推辞之时,王锡爵忽然上奏耻于为李植三人推荐,于道义不当留在朝中,因而细细奏明他认为不平的八件事。大意说:“张居正、冯保被问罪,是陛下先有决定,言官只不过投皇上所好,而自己依附于赵用贤等专门打击别人的人。而且他们说唯有劝谏的人,其他的人都没有人品,劝谏之中,除了收集张居正、冯保过去的事,别的就没有什么了。他们只有常人的才能,乘与陛下相合的言论,破格提拔,矛头四出。大臣诸如许国、杨巍、舒化等人,过去他们推举为正直的人,只是因为与他们稍有不同意见,就日日谋划算计他们,都是大人们感到不平的。”御史韩国桢,给事中陈与郊、王敬民等也迭相攻击李植等,皇上颁布王敬民的奏疏,贬李植为户部员外郎,江东之为兵部员外郎,羊可立为大理评事。张岳因诸大臣争斗,上疏评定他们的贤与否,颇为李植、江东之、羊可立鸣不平。请求勉励双方,共全臣节。对申时行、许国、王锡爵、杨巍、舒化、陆光祖、齐世臣等都是赞扬中有讽刺,而努力诋毁潘季驯、懋贤、系周、仲庆,只有吴中行、赵用贤、沈思孝没有讥讽。皇上责备张岳颂美大臣,而且于大臣纷争之外又生出枝节,对安定国事不利,张岳被免职。皇上还是因为李植说过寿宫有石头数十丈大,像屏风下面都是石头,担心宝座将安置在石头上。闰月,皇上又亲自视察,终于认为大峪山吉利,于是将三人调出京城。御史柯梃因为自称熟悉葬法,极力称赞大峪山的美丽,获得督南畿学政之职。而李植同年生员给事中庐达也乘机请判定三人的罪责,士大夫都讥笑他。
李植、江东之、羊可立以劝谏为皇帝所知,不到三年被贬。李植得到绥德知州之职,不久称病回乡。在家住了十年后,起用为沅州知州,逐渐做到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时间是万历二十六年(1598)。李植开垦土地,屯积粮食,获得四万亩田,每岁收获数万石粮食。户部将他的方法在九边推广。因为倭寇被击退,请求班师,精选土、客士卒,驱除旧敌,恢复旧辽阳城。皇上下诏书让总督诸臣详细讨论,没有听从他的意见。又上奏陈明税监高淮贪婪、残暴,请求把他召回,皇上没有答复。后来高淮激起民变,认为是李植阻挠的结果。李植上疏乞求退休,皇上安慰他,将其留任。第二年,锦州、义州失守,巡按御史王业弘弹劾李植及诸将违反军律。李植报告他击退了敌人,而且诋毁王业弘。王业弘再次上疏弹劾李植隐瞒实情,皇上下诏解去李植的官职听从勘察。勘察完毕,命令他在家居住等候任用,竟然没有再召还。死后,李植被赠为兵部右侍郎。
汤兆京,字伯闳,江苏宜兴人。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授职丰城知县,治行考核为最优,征召为御史。接连弹劾礼部侍郎朱国祚、蓟辽总督万世德,皇上都不理会。巡视西城,贵妃、宦官侮辱礼部侍郎敖文祯,汤兆京弹劾他们,遭到廷杖,发配南京。当时矿税繁兴,奸臣争着说矿税有利可图。有人说开凿海外的机易山,每年可以获得四十万两黄金,有的请求征收徽州、宁国等府的契约税,将高淳等县的草场卖掉,皇上都想同意。汤兆京与同官金忠士、史学迁、温如璋上奏极力劝谏,皇上不予回答。出去巡按宣化、大同等府,请求罢免朝廷税收使者张晔、矿税使王虎、王忠,皇上也不接受这个意见。
执掌河南道,辅佐孙丕扬掌京官的考察,所贬退的人都很得当,而那些被贬的人争相攻击他们。汤兆京也上了十余道奏疏,与他们应战。他的言词直率,这些人终究不能使他免职。具体情况参见《孙丕扬传》。不久,又出去巡按顺天等府。守皇陵的宦官李浚诬赖附近的军民盗窃陵上的木材,每天都要逮捕人。汤兆京巡按宣府时就为这事上奏过,李浚也诬蔑、攻击汤兆京。皇帝派遣使者检验,事情已真相大白,可是那些被抓去的人还没有释放,汤兆京全部把他们放了。东厂太监卢受唆使他的部下横行都市,汤兆京按法律弹劾他。
回到京城后,又执掌河南道。福王很久不到藩国就位,汤兆京倡导给事御史坚决请求他回去,终于没有得到皇帝的命令。南京空缺提学御史,吏部尚书赵焕调浙江巡按吕图南补缺,不久以每年惯例调出三位御史到外地,都不咨询都察院。汤兆京援引旧事争论。吕图南的调动,被给事中周永春所弹劾,放弃官职归家。汤兆京及御史王时熙、汪有功为吕图南申辩、昭雪,言语中激怒了周永春和赵焕,二人连上奏疏辩解,汤兆京也与他激烈辩论。皇上想安抚赵焕,稍稍少发了汤兆京的俸禄。汤兆京认为自己得不到真正的与职务相称的权限,便上疏请求回乡。御史李邦华、周起元、孙居相于是帮助汤兆京攻击赵焕,皇上也停发了他们的俸禄。然而赵焕也称病离开京城。
汤兆京做官廉正,遇到事情慷慨上奏。那个时候,阉党势力已形成了,正直的人多被倾轧。汤兆京极力在他们中间维持,批评时政的清明议论特别倚重他。屡遭排挤,但终究没有一个人能诬赖到他。天启中,赠为太仆少卿。
夏嘉遇,字正甫,上海松江华亭人。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授职保定推官。
万历四十五年(1617)夏嘉遇因为政绩突出为皇上征召。应当提拔为言官,先做了礼部主事。皇上很久倦怠政事,方从哲一个人大权独揽。碌碌无为而列居权位,中外奏章全部留于禁中。只要言官一攻击,则此人自动离去,不待皇上下旨。台谏的势力积重难返,有齐、楚、浙三方面鼎足而立的声名。齐则指给事中亓诗教、周永春,御史韩浚。楚则指给事中官应震、吴亮嗣。浙指给事中姚宗文、御史刘廷元。而汤宾尹等人暗中依附他。其党给事中赵兴邦、张延登、徐绍吉、商周祚,御史骆..会、过庭训、房壮丽、牟志夔、唐世济、金汝谐、彭宗孟、田生金、李征仪、董元儒、李嵩等人,与他相互唱和,以攻击东林党人为己任。其时考选官吏已停止了很久,屡次催促都没有结果,言官没有几个人,结成团伙更紧密。后来进入台谏的人,必定罗致在自己门下,做自己的党徒,当权的大臣不敢触犯他们。
亓诗教是方从哲的门生,吏部尚书赵焕的同乡。赵焕老糊涂了,两人都听诗教的。诗教把持朝政,为各党人的头。武进邹之麟是浙江党人,从前因事被贬为上林典簿,这时为工部主事,依附诗教、韩浚。请求得到吏部官职没成,很恼恨,反而攻击他们,并诋毁方从哲。诗教发了脾气,赵焕贬退了邹之麟。当时夏嘉遇及工部主事钟惺、中书舍人尹嘉宾、行人魏光国都以才能著称,应当列为言官。亓诗教等认为他们与邹之麟要好,压制他们,不让他们考选,所以夏嘉遇颇有怨言。
万历四十七年(1619)三月,辽东失败的消息传来,夏嘉遇于是上疏说:“辽东三路大败,虽然是杨镐指挥失策,真正的原因,则是放纵李维翰的缘故。李维翰丧师辱国,罪不容诛,只是让他回原籍等候勘察。谁起草的这个命令?阁臣方从哲;谁管理驳议?是兵科赵兴邦。以人参、貂皮、白银贿赂者络绎不绝,国家大典,边防大计,因此大为败坏。唯有陛下立即决断。”奏疏呈上,没有回答。方从哲极力为自己辩解,夏嘉遇再次上疏弹劾他,并一起弹劾了亓诗教。于是亓诗教与赵兴邦及吴亮嗣、张延登、房壮丽等相继上奏攻击。诗教认为夏嘉遇没有得到考选,所以泄私愤逞狂。夏嘉遇说:“亓诗教对于方从哲,一心一意地拥戴,互相依靠狼狈为奸。凡是拜相、考选诸大事,百方阻挠,专门堵塞各种意见,不让陛下听到任何事情。于是导致纲纪不张,战事纷起,臣暗中深以为恨。现在内政腐败,纵使天天议论兵事,谈论战守,究竟有什么好处呢?所以我要为国除奸,希望消除灾害之源,虽死不避,更何况去计较区区升官与贬职呢!”
当时赵兴邦以右给事中执掌兵科。皇上先有圣旨,等辽东安宁,再从优录用。这时,因为夏嘉遇接二连三地弹劾他,吏部于是立刻将他提升为太常少卿。夏嘉遇更为愤怒,上疏说:“四路上报功劳,赵兴邦必定参预领赏。现在事情败露,赵兴邦怎能逃脱惩罚呢?不但不罚,反而越级提升。臣的弹劾奏章被贬得一钱不值,国家有这样的法纪吗?”疏奏上,各御史又一起攻击他。嘉遇再次上疏说:“古人云,看见对君无礼的人赶走他,好像老鹰赶走鸟雀。亓诗教、赵兴邦说我得不到台谏之职而发火。爵位、等级全由皇上操持,与人臣有什么关系?如像他们所说,则我考选的权力被剥夺就是二位大臣干的,这是他们一对君王的无礼。事情安宁下来再优先录用,这不是皇上的意思吗?他们竟然蔑视而置之不理,这是二对君王的无礼。魏光国上奏弹劾亓诗教,被当政的人阻止,中途拦截大臣的奏章按理当斩,自古以来奸臣都不敢做这样的事,而亓诗教竟敢做,这是三对君王的无礼。二个奸臣每件事找人托办,一天嘱咐职方郎中杨成乔办七件事,杨成乔不听,于是他们将他赶走。亓诗教因为旧恨而赶走他家乡的知府,考功郎陈显道没有听从他的话,也被他逼走。吏、兵二部,是皇上统治天下的要害机构,而这二个奸臣竟敢越权插手,这是四对君王的无礼。有这样的臣子,我怎能与他们在一起!”
先前,三派的头头交往很密切。后来齐派与浙派逐渐分庭抗礼,平民汪文言平日与黄正宾、于玉立来往,知道这些帮派的来龙去脉。后来于玉立派他到京城,更加知道各派别的所作所为,拟定对策说:“浙江人,掌管军事,齐、楚人是响应军事的人。成功之后,主人想将客人赶走,然而权柄在客人手中,不容易赶走。这可以设计谋。”于是多方设计,离间他们。这些人果然互相怀疑。而邹之麟见自己被齐党讨厌,也在他们中间交战。扬言说假如齐人张凤翔做了文选郎,一定以年度考核斥退宗文、廷元。于是齐、浙党派离心。等到夏嘉遇上了五道奏疏极力攻击,亓诗教等人更为窘迫。而浙江人唐世济、董元儒帮助夏嘉遇排挤他们。自此以后,亓、赵的势力更小,赵兴邦竟然没有升迁,自己称病离职,时论认为大快人心。
光宗继位,嘉遇乞求改任南部,升为吏部员外郎。天启中,赵南星掌管官吏选拔,将他召为考功员外郎,改任文选署选事。当时,左光斗、魏大中因为夏嘉遇与邹之麟、韩敬为同年进士相互关系很好,颇有疑心。不久,见夏嘉遇公正廉洁,也和他要好了。等到陈九畴弹劾谢应祥,言语中牵涉到夏嘉遇,降三级,调离京城,详情见赵南星传。没有多久,党人张讷诬蔑、弹劾赵南星及夏嘉遇,于是两人被除名。不久党人罗织罪名,将左光斗、魏大中逮捕,诬赖夏嘉遇曾经行贿。逮捕审问弹劾的人,夏嘉遇愤恨得生病死去。崇祯初年,赠为太常少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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