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节：第五十四章-卷五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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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以来，漕粮聚集，供给官府麇食，各自根据道路远近作为标准。
太祖建都金陵，四方贡献赋税，从长江抵达京城，道路近易于运送。
自从成祖迁都于燕，道路遥远，制度一共改变三次。
最初施行支运，后来施行兑运、支运互相参用，到最后支运全部变成长运丽制度被确定下来。
洪武元年，北伐，命令浙江、江西以及苏州等九府，运粮三百万石到汴梁。
随后大将军徐达命令忻、崞、代、坚、台五州运粮至大同。
中书省公文下发山东行省，招募水工调发莱州洋海仓的粮食供应永平卫军饷。
此后海运供应北平、辽东军饷作为固定的制度。
西北边防则疏浚开封漕河供应陕西军饷，从陕西转运给宁夏、河州。
西南则命令川、贵纳米中盐，以省去长途运输。
于是各路都就近输送，得到其便利。
丞乐元年，接受户部尚书郁新的建议，开始用承载二百石以上的淮船，途经淮及沙河抵达陈州颖岐口跌坡，另用巨船入黄河抵达八柳树，用车运往卫河输纳北平，与海运互相参用。
当时皇帝多次临幸，各种费用供给，不只是供应边防军饷。
淮、海运输线共二条，而临清仓库存储河南、山东的粮食，也用以输送北平，合计共有三条线。
只有海运用官军，其余都是民运。
自从疏浚会通河，皇帝命令都督贾义、尚书宋礼用水军运送。
宋礼因海船大的可载千石，制造粗滥便壤，便制造浅船五百艘，运输淮、扬、徐、充粮食一百万石，以与海运之数相当。
平江伯陈管继任，多增至三千多艘。
当时淮、徐、临清、德州各有仓库。
江西、湖广、浙江人民运粮到淮安仓库，分别派官军在近处运送。
从淮到徐用浙、直的军队，从徐到德用京卫军，从德到通用山东、河南的军队，依次递运，每年共四次，大约可运三百多万石，名叫支运。
支运的方法，支是不必出当年人民交纳的粮食；纳是不必供应当年军队的开支。
总计数年以为增减，期约不失去经常的额数而止。
于是海、陆二条运输都罢除，只保存遮洋船，每年于河南、山东、小滩等水边，兑粮三十万石，十分之二输送天津，十分之八从直沽入海输送到蓟州而止。
没有几年，官军多所调遣，便又用民运，道路遥远多次超过期限。
宣德四年，陈管和尚书黄福建议恢复支运法，便命令汪西、湖广、浙江人民运粮一百五十万石到淮安粮仓，苏、松、宁、池、庐、安、广德人民运粮二百七十四万石到徐州粮仓，应天、常、镇、淮、扬、凤、太、滁、和、徐人民运粮二百二十万石到临清粮仓，命令官军接着运送入京、通二粮仓。
人民的粮食就近纳入官仓以后，人力大大减省，便测量地方远近，粮食的多少，抽调民船十分之一或十分之三、五分之一以供给官军。
只有山东、河南、北直隶便径直送往京仓，不用支运。
不久命令南阳、怀庆、汝宁的粮食运往临清仓库，开封、彰德、卫辉的粮食运往德州仓库，此后山东、河南都运送德州仓库。
六年，陈逭奏言：“江南人民运粮到各官仓，往返将近一年，耽误农业。
命令人民运到淮安、瓜洲，兑给卫所。
官军运载到北方，给予路费和消耗的粮食，则军队和人民两面都便利。”造就是兑运。
命令群臣集体讨论。
吏部蹇义等上呈官军兑逗人民交纳的粮食补加损耗的条例，以地方远近作为差等。
每石粮，湖广八斗，江西、浙江七斗，南直隶六斗，北直隶五斗。
人民有运送到淮安兑给军运的，最多加四斗，如果有兑运不完的，仍令人民自行运到各官仓，不愿意兑运的，也听凭其自己运送。
军队既加粮耗，又供给部分折收易于搬运的银两作为洪闸搬运费，而且能够附载别的货物，都乐于这样做，而人民也多因远途运输而感到艰难，于是兑运的多，而支运的少了。
军队与人民兑米，往往依恃力强进行勒索。
皇帝知道其弊端，命令户部委派正官亲临监督，不允许私下兑粮。
后来多增加或减少耗米，路途远的不超过六斗，近的低到二斗五升。
以三为标准，二分给米，一分以别的财物折合。
正粮量斛平面尖锐，耗粮都量斛齐平。
运粮四百万石，京城仓库存贮十分之四，通州粮仓存贮十分之六。
临、徐、淮三个粮仓各自派御史监收。
正统初年，运粮的数目是四百五十万石，而兑运二百八十万余石，淮、徐、临、德四个粮仓支运占十分之二四而已。
土木事变发生，又全部留下山东、直隶军队操练备边。
苏、松等府运粮仍然交给人民。
景泰六年，瓦剌入朝进贡，纔恢复军队运粮。
天顺末年，兑运法施行已久，管仓之人企图获取外加的弥补耗损，入仓庾时大都兑有额外的聚敛，并且要求多索取，军队十分困窘。
宪宗即位，漕运参将袁佑上疏陈说便宜行事。
皇帝说：“法律条令明确说，收粮令交纳户平衡，每石加损耗不超过五升。
现在运粮军队愿意明加耗粮，那么管仓官吏侵夺过多可以知道了。
今后命令军队自己平衡，每石增加耗粮五升，不能再增加，勒索的治罪。”后来听从监督官仓的宦官之言，增加耗粮到八升。
后来，又增收如故，多次令禁却不能禁止。
当初，运粮到京城，没有固定额敷。
成化八年，开始固定为四百万石，从此之后以为常则。
北方粮七十五万五千六百石，南方粮三百二十四万四千四百石，其内兑运的三百三十万石，由支运改兑运的七十万石。
兑运之中，湖广、山东、河南折色粮十七万七千七百石。
总计兑运、改兑加上耗米纳入京、通两仓的，一共五百一十八万九千七百石。
而南直隶正粮独交一百八十万石，苏州一府交纳七十万石，加收的损耗粮在外。
浙江的赋税比苏州减少数万石。
江西、湖广又在此基础上减少。
天津、蓟州、密云、旦壬，共供给米六十四万余石，全部支付兑运米。
而临、德二官仓，存贮预备米十九万余石，取山东、河南改兑米充此数。
遇到灾害，便调拨二官仓的米以补运，务必充足四百万的额数，不让缺少。
到成化七年，纔有改兑的提议。
当时应天巡抚滕昭命令运粮军到江南水边交兑，增加损耗米之外，又一石粮增加米一斗为渡江费。
以后数年，皇帝纔命令淮、徐、临、德四个官仓支运七十万石米，全部改为水边交兑。
从此全部变成改兑，而官军长途运粮便成为固定的制度。
然而这时，管理官仓的人多苛刻敛取，甚至有额外的处罚，运粮军辗转称贷不支。
弘治元年，都御史马文升上疏议论运粮军的苦楚，说：“各直省运粮船。
都是工部给价，命令主管官吏监造。
近来，漕逗总兵因价不能按时供给，请求领价自己造船。
而部臣顾虑军士不加爱护，商议命令本部提供造船料四分，军卫承担三分，旧船抵三分。
军卫无办法操办，都是军士卖掉资产，卖掉儿女来供给，这是造船的苦楚。
正军户兵逃亡数量多，而额数不减，全部由军中编外之人充数，一卢有三、四人服役的。
春天兑粮秋天返归，艰难万分。
船到张家湾，又雇用车辆搬运，多借贷以补足用度，这是往来的苦楚。
他们所借贷的债务，运粮官又趁机侵夺剥削，责令偿还加倍的利息，而军士有的自己带上土产来换取柴米，又受禁例的限制，多被掠夺。
现在应该增加造船费每艘银二十两，而禁止运粮官和主管官吏科征焉害搜查翻检的弊端，希望军士的困苦稍微缓解。”下诏听从他的提议。
五年，户部尚书叶淇说：“苏、松等府，连连灾荒，庄稼歉收，人民购买漕米，每石银二两。
而北直隶、山东、河南每年供应宣、大二边防的粮料，每石也值银一两。
去年，苏州兑运已折五十万石，每石银一两。
现在请推行到各府，而其价值稍有差异。
灾重的，一石粮折七钱；灾稍轻的，一石粮仍折一两。
都解运到户部再转发各地边防，抵北直隶三处每年供应的数额，而收三处本色赋税输送京城官仓，那么费用节省而事情容易成功。”朝廷听从其议。
此后遇到灾荒，便权且折银，用水边仓库支运的粮食填充其数，而折价以六七钱为标准，不再达到一两。
在此之前，成化年问实行长运的办法。
江南州县运粮到南京，命令官军在水边兑支，总计省去增加损耗运送的费用，得到余米十万石有余，贮存在预备仓中以资助紧急时的用度。
到这时，巡抚都御史因兑支有弊病，请求命令如同旧时上入粮仓然后放支。
户部说：“兑支的办法好，不可改变。”下诏依从户部的议论，把多余的粮食贮存到各地卫仓，作正支开销。
又依从户部的建议，山东改兑粮九万石，仍然听凭人民自己运送到临、德二仓，命令官军支运。
正德二年，漕运官吏请求疏通水边的仓储，说：“过去人民运粮到淮、徐、临、德四座官仓，以等待卫军支运，后来改在附近州县水边交兑。
随后连同支运七十万石也命令改兑。
但是七十万石以外，还有交兑不尽的，人民仍然运到四仓，很久不支销，以致于粮食陈腐。
请求将浙江、江西、湖广正兑的粮米三十五万石，折合银两解送到京城，而命令三省卫军运粮到临、德等官仓，支运如同所折合的数额。
这样，各仓的米不腐烂，三省的漕卒也便于支运。
每年漕运额数之外，又得到三十五万折银，一举几样好处都具备了。”皇帝命令部臣商议，按其请求办理。
六年，户部侍郎邵寅因漕运滞留迟后，请求恢复支运法。
户部讨论，支运法废除已久，不能突然又恢复，事情便终止了。
临、德二官仓的贮藏之米，共十九万石，合计十年能贮藏一百九十万石。
从世宗初年，因灾害调拨补充一天天多了，而山东、河南因粮食歉收，多次请求减轻赋税，并且二仓囤积的粮食多腐朽。
于是改收折色的提议多次兴起，而仓库存储渐渐损耗了。
嘉靖元年，漕运总兵杨宏，请求把折收的部分银两听凭运粮官在路上支出，作为雇工和租用船车的费用，不必装入饷鞘加印封愈，计算多余，以使漕运士卒受苦。
给事、御史纷纷驳斥。
户部说：“科道官的议论，主要在于防奸，是对的。
但是折收的银两本来是用以资助转运费用，现在顾虑官军侵占损耗，全部取其多余部分归于太仓，便把运费作为正粮，不是立法时的用意。”便提议运粮船到通州，巡仓御史核实验收，酌量支用实际额数，定着成固定的规矩。
有多余的，不输送入太仓，而就用来修船，官吏侵吞的处以重罪。
折收的轻赍银，是宪宗因各官仓改兑，供给路费，纔各有损耗之粮；兑运米，都是一平衡一冒尖，所以有锐米；除了随船给运四斗之外，其余的折合银两，叫做轻赍。
共四十四万五千多两。
后来多输入了，太仓。
隆庆年间，运粮通道艰难险阻，议论的人想开通胶莱河，恢复海运。
从淮安清江浦口，经过新坝、马家壕到海仓口，直接抵达直沽，只沿着海套行船．不航行于大洋上。
奏疏上呈，派官员勘察回报，因海套水上多沙碛不便行船而停止。
神宗时期，漕运总督釭尘龙说：“国家两个京都一并建立，淮、徐、临、德，实为南北咽喉。
自从兑运长久施行，临、德还有每年积聚之粮，而淮、徐二官仓已没有粒米。
请求从今以后山东、河南庄稼成熟时，全部征收本色税粮上交官仓。
总计临、德已满五十余万，便命令交纳到二仓，也积聚五十万石而止。”朝廷听从其请。
这个时候，折色银渐渐增多。
万历三十年，漕运抵达京城，只有一百三十八万石。
而抚臣提议截留漕米以胭济河工，仓场侍郎趟世卿争辩说：“太仓之粮纳入不能与调出相当，计划二年之后，六军万姓将等待新的漕粮做饭，倘若交纳过期，不再有京城了。”原来灾害折银，本折漕粮以抵京城卫军的月俸。
当时混支以供给边防军饷，于是使得银米两样都空虚，所以趟世卿争辩。
此后官仓储备渐渐匮乏，漕政也更加松弛。
到了天启、崇祯时期，天下扰乱骚动，费用繁多，每年的供给越来越不足开支了。
运粮船的数目，永乐至景泰，大小没有定则，数量很多。
天顺以后，定船一万一千七百七十条，官军十二万人。
允许附载各地土产，免征税钞。
孝宗时限制十石，神宗时增至六十石。
宪宗定立运船到京城的期限，北童丰、河南、山东五月初一日，南直隶七月初一日，遇江支兑的，延期一月，浙江、江西、湖广九月初一日。
总计三年考核，违背期限的，运粮官降级处罚。
武宗列出水路图表，按日期依次填写行止的地方，违犯期限的粮食，留在德州各官仓，叫做寄囤。
世宗制定经过淮的日程期限，江北在十二月，江南在正月，湖广、浙江、江西在三月，神宗时改在二月。
又改动到京城限期五月的，缩短一月，七八九月的，依次缩短两月。
后来又通通缩短一月。
神宗初年，规定十月开仓，十一月兑付完，大县限定船到十天，小县五天。
十二月开帮启运，二月遇淮，三月过河流分道口进入水闸门。
都事先把作样品的米呈送户部，运粮到达之日，比合验证相同纔收粮。
凡是灾害奏请改折的，不超过七月。
题议超过日期和临时改题的，立案免于复核。
漂流出。
抵换食米。
长江漂流便是大患，河道漂流是小患；二百石以外是大患，二百石以内是小患。
小患由把总勘验上报，大患详捆奏报，以后不论多少，一概上奏勘验。
开初，造船用楠木杉木，下等的就用松木。
三年进行小修，六年大修，十年重新建造。
每艘船得到正耗米四百七十二石。
此后船的数量缺少，一艘船得到耗米七八百石。
附载夹带一天天增多，处处停留超过规定期限。
一旦遇到黄河决堤，便有漂流发生，官军因此而作奸诈之事。
水边折合干粮，沿途侵吞盗用，虚报遇到水灾、火灾，以至有凿穿船底自沉的。
明代初年，命令武官监督海上运输，曾经设立漕运使，不久罢除。
成祖以后使用御史，又用侍郎、都御史催促督运，郎中、员外分别管理，主事监督兑现，其制度并不统一。
景泰二年，开始在淮安设立漕运总督，与总兵、参将共同管理漕运事务。
漕司管辖十二总，十二万军队，与京城操练十二营军队相当。
当初，宣宗命令运粮总兵官、巡抚、侍郎每年八月到京城，集中讨论第二年漕运的事务，到设立了漕运总督，便一并命令总督到京城。
到万历十八年，以后纔免去。
每一年的正月，漕运总督巡视扬州，管理瓜、淮的遇闸。
总兵驻扎徐、邳，监督经过分水口进入水闸门，同理漕参政一起管理押送到京城。
掼运有御史、郎中负责，押运有参政负责，监兑、理刑、管洪、管厂、管闸、管泉、监仓有主事负责，清江、卫河有提举负责。
兑粮完毕经过淮经过河道分水口，巡抚、漕司、河道各自以其职掌上报。
主管部门米没有具备，军卫的运粮船不具备，过淮误期的，责任在巡抚。
米和船都具备了，不及时验收放运，不是河道阻塞而压下开帮停泊不发，过分水口误期园而漂流冻结的，责任在漕司。
船粮依限期启运，而河渠淤塞水浅，疏浚无法，闸坐开启关闭失时，不能过洪抵达水湾的，责任在河道。
明代初年，对漕政常常加以优待照顾，仁、宣禁止役使漕船，宽宥迟运的人。
英宗时期开始扣押口粮均摊，而运粮军不遵守法度成为人民的祸害。
此后漕政一天天松弛，军队用耗米交换私物，道路上出售稽留程限。
等到抵达，反而买粮仓之米补交，多不够数目。
而粮长大都在米中搀和沙或水，河南、山东尤其严重，往往粮食潮湿蒸发霉烂不能食用。
权贵显要贷运军银以牟取厚利，以至请求调拨关税供给船料来获取补偿。
漕运把总之职大都由于贿赂获得。
仓场额敷之外征收，每年达到十四万。
世宗初期行政，诸多弊端多被革除，然而漂流、违限二弊端，一天天滋长得很严重。
中期以后，更加不可追问了。
漕粮之外，苏、松、常、嘉、湖五府，运送内府白熟粳糯米十七万零四十多石，内折色八千多石，各府部糙粳米四万四千多石，内折色八千八百多石，命令人民运送，叫做白粮船。
自从长运法施行，粮食都是军队运输，而白粮由人民运送如故。
穆宗时期，陆树德说：“军队运输以充军队储粮，人民运输以充官员俸禄。
人们知道军队运粮之苦，不知人民运粮尤其艰苦。
船户求索，运军欺压，洪闸守候，入京入仓，其弊端百出。
嘉靖初年，人民运粮还有能够保全的家庭，十年之后没有不破家的。
把白粮命令军队带运很便利。”奏疏呈入，下发卢部讨论。
不依从。
凡是各官仓应该输入的有一定的数额，其中有的改换调拨别镇的，水边应兑的漕粮，即令摊派镇军领兑者供给款项，州县官监督车户运送到远地官仓，或者供给军队价款就令领取的，通通叫做客运。
九边地区，运输粮食大多用车，宣德时期，供给开平军饷也是用车，而兰、甘、松潘，往往使人民背运。
永乐年问，又曾命令广东海运二十万石供给交阢。
明代初年，京卫有军队储仓。
洪武三年，增添设置到二十所，并且建立临濠、临清二粮仓以．供转运。
各行省有粮仓，官吏的薪俸取以供给。
边境有粮仓，收纳屯田所交粗食以供给军队。
州县便设立预备仓，东南西北四所，以赈济灾荒。
自从钞法施行，多有减省革除。
二十四年，在临清储备粮食十六万石，以供给训练骑兵。
二十八年，设置皇城四门仓库，储备粮食供给守御的军队。
增设京城诸卫仓库共四十一座。
又设置北平、密云诸县仓库，储备粮食以供应北征。
永乐年问，设置天津和通州左卫仓库，并且设置北京三十七卫仓库。
更命令天下府县多设置仓储，在四乡的预备仓移置于城内。
等到会通河修成，开始在徐州、淮安、德州设置仓库，而临清因袭洪武的旧制，合天津仓一共五座，叫做水次仓，以供转运。
随后，又转移德州仓到临清的永清坝，设置武清卫仓于河西务，设置通州卫仓于张家湾。
宣德年问，增加建造临清仓，容纳三百万石。
增设北京和通州仓。
京城粮仓派御史、户部官、锦衣千百户按季更换巡察。
外地仓便派布政、按察、都司防守。
各个仓门，以退休的武官二人，率领老幼兵丁十人防守，半年更换一次。
英宗初年，命令廷臣集体商议，天下司府州县，有粮仓的把卫所的粮仓隶属于它，没有粮仓的把卫所的粮仓改为隶属于它。
只有辽东、甘肃、宁夏、万全和沿海的卫所，没有府州县的仍照原来管理。
正统年间，增添设置京卫仓库共七座。
自兑运法施行，各仓支运的少，而京、通粮仓不能容纳，便毁临清、德州、河西整粮仓三分之一，改为京、通仓。
景泰初年，把武清卫等粮仓转移到通州。
成化初年，废弃临、德在城外的预备仓，而用城内的空仓储藏预备粮。
名临清的叫做常盈，名德州的叫做常丰。
京城粮仓共有五十六座，通仓十六座。
直省府州县、藩府、边隘、堡站、卫所屯戍之地都有粮仓，少的一二座，多的达二三十座。
预备仓的设置，太祖选年高有德之民运钞罗米，以预备赈灾救济，也命令他们掌管。
天下的州县多有储蓄，后来渐渐废弃。
于谦巡抚河南、山西，修明其政。
周忱巡抚南几，另外设立济农仓，别的人不能这样做。
正统时，加重侵夺盗窃之罪，甚至偕同妻子一起充军。
并且规定交纳粮谷一千五百石的，下敕书嘉奖为义民，免去该户的杂役。
凡是赈济饥荒时得米一石，等到丰年，交纳稻谷二石五斗归还官府。
弘治三年限定州县十里以下积粮一万五千石，二十里积粮二万石；卫千户所积粮一万五千石，百户所积粮三百石。
考绩期满之日，考察其积粮多少作为政绩最上、最下的标准。
不到三分的夺俸，六分以上的降调。
十八年，命令赎罪追脏罚款，都棹谷纳入官仓。
正德年间，命令囚犯纳纸的，以其八折米纳入官仓。
军官有犯法的，交纳谷物准其立功赎罪。
当初，预备仓都设置仓官，到这时革除，命令州县官和管粮仓之官掌管其事。
嘉靖初年，谕德顾鼎臣说：“成、弘时期，每年把存留的余米纳入预备仓，遇到紧急情况便有所防备。
今年秋粮只够兑运，预备仓没有一粒米。
一遇到灾荒，便上奏请求留用别的粮食以及鼓励富豪之民借贷谷物，以应付事变。
请求紧急恢复预备仓粮以使人民富裕。”皇帝便命令主管官吏设法多蓄积粮食，仍仿照古代的常平法，春天赈济贫苦之民，秋天收成后返还官府，不收其利息。
府积粮一万石，州四五千石，县二三千石为标准。
随后，又决定十里以下积粮一万五千石，累计上加，八百里以下加到十九万石。
此后积蓄的粮食全部平价耀出，以赈济贫苦人民，储积之粮渐渐减少。
隆庆时期，大郡不超过六千石，小县只有一千石。
以后数量更加减少，处罚也更轻。
万历年问，上等州郡多至三千石而止，而小县有的只有一百石。
主管官吏沿制为之详细记载，多次下诏申明整饬，大都以虚数欺骗谎报而已。
弘治年间，江西巡抚林俊曾经请求建立常平及社仓。
嘉靖八年，便命令各抚、按设置社仓。
命令人民二三十家结焉一社，选择家庭富裕而又有德行道义的一人任社首，处事公平的一人为社正，能书写计算的一人为社副，每逢初一和十五会集一次，分别人户马上中下。
出米四斗到一斗不等，每斗加耗米五合，上等人户主持其事。
遇到荒年，上等人户食物不足的酌量借贷，丰年归还社仓，中等下等人户酌量赈济供给，不归还社仓。
主管部门造册送抚、按，每年查核一次。
社仓空虚，罚社首交一年的粮。
其方法很好，然而后来无力施行。
两京的库藏，先后建成，其形制大致相同。
内府共有十库。
内承运库，贮藏缎匹、金银、实玉、齿角、羽毛，而金花银最大，每年纳进一百万两有余。
广积库，贮藏硫黄、硝石。
甲字库，贮藏布匹、颜料。
乙字库，贮藏胖袄、战鞋、军士裘帽。
丙字库，贮藏棉花、丝缤。
丁字库，贮藏铜铁、兽皮、苏木。
戊字库，贮藏甲仗。
追脏罚款库，贮藏没收入官的财物。
广惠库，贮藏钱钞。
广盈库，贮藏纡丝、纱罗、绫锦、绸绢。
六库都属于户部掌管。
祇有乙字库属于兵部掌管。
戊字、广积、广盈库属于工部掌管。
又有天财库，又名司钥库，贮藏各衙门管钥，也贮藏钱钞。
供用库，贮藏粳稻、熟米以及上供之物。
以上通称为内库。
其在官内的，又有内东裕库、宝藏库，叫做里库。
凡是里库与主管部门无关。
其会归门、宝善门向东以及南城磁器等库，便叫做外库。
如内府众监司局，神乐堂，牺牲所，太常、光禄寺，国子监，都各以所执掌职责，收贮应用的各种对象。
太仆便是马价银归于它。
明代初年，曾经在京城以及各府州县设置行用库，以收藏易于模糊破烂的钱钞。
仁宗时罢除。
英宗时期，开始设立太仓库。
当初，岁赋不征收金银，只有坑冶税有金银，纳入内承运库。
岁赋偶尔折合金银的，都运送到南京供给武官的俸禄。
而各边防有紧急情况，也取于其中来满足供应。
正统元年，改折漕粮，每年以一百万为限额，全部运送到内承运库，不再运送到南京。
除了供给武官俸禄十余万两之外，都为皇帝使用，造就是所说的金花银。
七年，纔设立户部太仓库。
各直省分派剩余的麦米、十库中绵丝、绢布及马草、盐税、关税，凡折成银两的，都入太会库没收家财，变卖田产，追收店钱，根据条例向上交纳的，也都纳入其中。
因为专门用来贮藏银两，故又称银库。
弘治时期，内府供应繁多，常常收太仓的银两纳入内库。
又设置南京银库。
正德时期，内承运库宦官，多次说内府的财物用度不充足，请求支取太仓银。
户部执奏不能阻拦。
嘉靖初年，内府供应比照弘治时期，其后供应加倍。
当初，太仓中库积银八百多万两，继续收纳的贮藏在两廉，以便于支出发放。
而中库贮银不动，于是以中库为老库，两糜为外库。
到这时，老库所存银只有一百二十万两。
二十二年，特命金花、子粒银应该解运内库的，一并送往太仓以备边防使用，然而后来又纳入内库。
三十七年，命令每年纳进内库的银一百万两之外，追加预备钦取银，以后又取没收入官的银四十万两纳入内库。
隆庆年间，多次提取太仓银纳入内库，承运库的宦官甚至用空札子下发户部提取库银。
廷臣上疏劝谏，都不听从。
又多次提取光禄太仆银两，工部尚书朱衡竭力劝谏，不听。
当初，世宗时期，太仓纳入银二百万两有余。
到神宗万历六年，太仓每年纳入银四百五十多万两，而内库每年供给金花银之外，又增加买办银二十万两以为常规，后来又加内操马刍料银七万多两。
后来，太仓、光禄、太仆银，几乎被全部刮取。
边防赏赐首功，一向是调发内库之银，现在也取之于太仆了。
凡是甲字各库，主事偕同科道巡视。
太仓库，由员外郎、主事掌管，而以给事中巡视。
嘉靖年间，开始两个月报告一次收入支出的数目。
当时修工部旧库，取名节慎库，以贮藏矿银。
尚书文明用以供给工价，皇帝责问他，命令用别的银两补偿，从此专门用来供给内用了。
其在地方的各布政司、都司、直省府州县卫所，都有库，用来贮藏金银、钱钞、丝帛、追赃处罚等财物。
巡按御史三年盘查一次。
各运司都有库贮银，年终，巡盐御史派官员察核。
凡是府州县税课司局、河泊所，岁课、商税、鱼课、引由、契本等按税率交纳的赋税，太祖命令主管部门解送州县府司，以至于户部，户部下文于库，其原来的封签，不擅自开启。
到永乐时期，开始委派官吏验证勘察，符合，纔向上解运；到达户部重新骏证，相同，纔交纳。
嘉靖时期，建立验试厅，验证合格，给予进状寄库。
每月逢九之日，会同巡视库藏科道官，进库验收，验收不上的抵换。
正统十年，在通州设立通济库。
世宗时期罢除。
隆庆初年，密云、蓟州、昌平等镇都设立库，收存主客年例、军门公费和抚赏、还有修边银u凡是成为仓库危害的，没有什么比得上中官。
内府各库监收的人，横加勒索贪得无厌n正德时期，台州卫指挥陈良交纳军器，滞留八年，以至于在集市讨饭。
内府收粮，增收耗粮曾经以数倍为标准，其祸患如此严重。
各仓开初不设置中官，宣德末年，京、通二仓开始设置总督中官一人，以后淮、徐、临、德等仓也设置监督，运粮的军民道受其害。
世宗采用孙交、张孚敬的提议，撤除众中官，只有监督各仓的人如同过去。
后来，依从给事中管怀理的进言，纔罢除。
当初，天下的府库各有存储的积蓄，边防军饷不向各地借支，京城不向地方收取。
成化时期，巡盐御史杨澄开始请求调发各盐运提举司的追脏罚银入京城府库。
弘治时期，给事中曾昂请求以各布政司的公有财物积贮征徭羡银，全部运送入太仓。
尚书周经竭力争辩，认为用度不足，是因为织造、赏赐、斋醮、兴修土木的缘故，一定想全部搜刮天下的财物，不是藏富于人民之意。
到刘瑾专权，便命令各省库藏全部送往京城。
世宗时期，闽、广输入多余贮银，卢部请求责令别省巡按，每年按例进献一次。
又因太仓库匮乏，便运送南户部库银八十万两来充实。
而户部分条奏上理财事宜，临、德二库积存银二十万两，被登记归入太仓。
隆庆初年，派遣四御史分别巡行天下，搜刮库银。
神宗时期，御史萧重望请求核实府县的岁额银运进户部，没有报上。
千户何其贤请求敕令内官与自己督办，皇帝竟然听从其请，从此各地储备一天天消耗。
到天启年问，采用操江巡抚范济世的计策，下敕令督促交纳每年的进献银，搜刮得没有遗留了。
南京内库多藏有金银珍宝，魏忠贤假传圣旨进入内库掠取，盗窃一空。
朝廷内外财物匮乏竭尽，终于走向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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