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说：“礼具有盛大广远的美德。它主宰制约着世间万物，役使着天下民众，岂是人力所能做到的？我曾到大行礼官那里，研究夏、商、周三代礼制的演变，才知道，按照社会情况制定礼，依据人的本性制定仪，这种情况由来已久了。
人所行之道千条万条，无不贯穿一条基本准则，就是诱导人们，使知仁义，并以刑罚相约束。所以，道德高尚的人，地位尊显贵重；俸禄多的人备受尊宠，以此来统一天下人的意识，整齐人心。人的身体乘车马感到舒适，就以金饰车，又雕镂车衡，镶金错银，加上繁琐的装饰；眼睛喜欢看五彩美色，就在服装上设计了图案花纹，使外表形态更美好；人耳乐于听钟磬等动听的声音，就调谐各种乐器以激荡人内心的情感；人的口舌喜欢吃美味食物，就烹调出嘉肴异馔，或酸或咸，各尽其美；性情喜爱珍贵美好的事物，就以美玉制成圭璧，又加雕琢打磨，以顺应自己的心意。因此天子的大辂车用蒲草做席子，鹿皮冠帽配布衣裳，红弦的琴瑟底部有孔洞，用清肉汤和淡水酒祭祀，都是因为要防止过分奢侈，改正铺张的弊端。所以，上至君臣等朝廷中的尊卑贵贱秩序，下到黎民百姓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的等级，事事皆有适宜之度，万物皆有节制。孔子说：“鲁国举行的天子禘祭之礼，从以酒灌地后，我就不想再看了。”
周朝衰落后，礼制废弃，乐制破坏，各等级相互僭越，以至管仲家中娶三姓妇女为妻。世上遵法律、守正道的人被人欺辱，奢侈逾制的人被看作显贵荣耀。上自子夏这样的孔门高弟，犹且说：“出门见到纷纭华丽盛美的事物而欢喜，回来听到夫子的学说而欢喜，这两种让人高兴的事常在心中斗争，不能决定取舍”。更何况资质中等以下的人，长期处在失于教导的习俗、环境中了？孔子论卫国政治说：“必先正其名分。”但他在卫国居住的时候看到了很多不合礼法的事情。孔子死后，受业门人沉沦星散，有的到了齐、楚，有的迁入河北、海内。岂不令人痛惜！
至秦统一天下，全部收罗了六国的礼仪制度，择其善者而用之，虽与先圣先贤的制度不合，却也尊君抑臣，使朝廷威仪，庄严肃穆，依照了古代沿袭下来的礼仪。到汉高祖光复四海，拥有天下，儒者叔孙通增损秦制，制定了汉代制度，主体都是沿袭秦朝原有的礼制。上自天子称号，下至僚佐和宫殿、官名，都很少变更。孝文帝即位后，朝廷有关部门建议重新制定礼仪，那时孝文帝喜爱道家学说，以认为繁琐的礼节只能粉饰外表，无益于天下治乱，通过身体力行来教化别人有什么意义呢！就没有采纳。孝景帝时期，御史大夫晁错明于世务，深通刑名之学，屡次进谏说：“诸侯是天子的屏藩、辅佐，与臣子同列与朝廷，古往今来都是如此。如今却是诸侯大国专治其境，与朝廷政令不同，诸事又不向京城禀报，此事断然不可持续下去，流毒后世。”孝景帝采纳他的计策，削弱诸侯，导致了六国叛乱，将诛杀晁错放在起兵理由的第一条，天子不得己，杀晁错以解时局的危难。这件事详细记载在《袁盎列传》中。自此以后，为官者只热衷于结交诸侯、安享俸禄而已，无人敢再复倡此议。
今上（汉武帝）即位后，招纳罗致通晓儒学的人才，命他们共同制定礼仪制度，进行了十余年也没有成功。有人说，古时天下太平，万民和睦安乐，感应上天，降下各种祥瑞征兆，才能够采择风俗，制定制度。如今不具备这些条件。皇帝听了这些话后向御史下诏书道：“历朝受天命而为王，虽然各有其兴盛的原因，却是殊途而同归，即因民心而起，遵循民众的风俗习惯来创建制度。如今议论的人都厚古而薄今，百姓还有何指望？汉朝也是一家帝王，如果典法制度不能流传下去，如何对后世子孙解释？教化深远崇高的，对后世的影响也恢宏广博；治民目光浅薄的，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也偏颇狭隘，怎么能不以此自勉呢！”于是，以“太初”为元年改定历法，变易服饰颜色，于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制定宗庙祭祀、百官朝贺的礼仪，作为朝廷不变的制度，流传后世。
礼是因人而产生的，人生而有欲望，欲望达不到则不能没有怨愤，愤而不止就会引发争斗，有了争斗就会产生祸乱。古代帝王厌恶祸乱，才制定礼仪来滋养人的欲望，满足人的需求，使欲望不会因为物质不足而受到限制，物质也不会因欲望太大而显得匮乏，物、欲二者相得而长，这就是礼制产生的原因。所以，礼就是一种调养之法。稻梁等五味是养人之口的；椒、兰、芬芳的芷草，是养人之鼻的；钟、鼓及各种管弦乐器的音声是养人之耳的；雕刻花纹是养人眼目的；宽敞的房屋以及床箦几席，是养人身体的。所以说礼是一种调养之法。
君子欲望既得到滋养而满足，又愿受到礼仪区别的限制。所谓辨，就是辨别贵贱使有等级，长少使有差别，贫穷、富有、卑贱、尊贵都能得到相称的待遇。因此，天子乘大辂车用蒲草做席子保养身体；身旁摆放香草，用来养鼻；前面的车衡经过嵌错装饰，用来养目；车动时，鸾铃叮铃，节奏缓和如《武》《象》二舞的乐曲，急骤时如《韶》《濩》舞曲，是用来养耳的；龙旗下，九旒低垂，是用来培养天子诚信之心。车轮装饰着伏卧犀牛的形状，伏轼上装饰有虎皮，马肚带以鲨鱼皮制成，车轭雕刻成龙的样子，用来培养天子威严之气。驾驭大路的马，一定要调教顺驯，才能乘坐，是为了保证天子安全。谁能知道，士人出生入死，邀立名节，正是为了养护他们的生命？谁能知道，轻财好施，挥金如土，是为了聚集财富呢？谁知谦恭辞让、循循多礼，是为了养护平安？谁知道学习礼仪、仁义、文章、道理正是为了调养性情呢？
人若一意苟且求生，就必定死亡；一意苟且图利，就必定受害；安于懈怠、懒惰的必危，固执情性的必亡。因此，圣人用礼仪和道义来规范一切，就能获生避死、近利远害、居安离危，事事得两全其美了。反之，若一概任情尽性，就会两者齐失。儒家的学说使人两全其美，墨家的学说使人两皆有失，这是儒墨两家的区别。
礼是圣人治理天下的最高准则，强国固家的根本，威力施行的最佳途径，人们成就功业声名的总体纲要。王公奉行它，可以统一天下，使诸侯臣服；不奉行就会捐弃社稷，家破国亡。所以，坚韧的甲胄和锋利的兵器，不足以获得胜利，高大的城墙、宽深的护城河，不能保证防守坚固，严苛的法令、繁苛的刑罚，不能保证树立威严。按礼办事，就事事成功，不按礼办事，就诸事皆废。楚人以鲛鱼革，犀牛、兕牛皮为衣甲，坚韧如同金石；又有宛城制造的大铁矛，钻刺时犀利如锋虿之尾；军队轻利飘速，士卒像疾风骤雨一样迅猛。然而，楚国的军队兵败于垂涉，将军唐昧战死在此地；庄蹻起兵，楚国一分为四。这能说是由于没有坚甲利兵吗？这是统治手段没有遵循礼制的缘故。楚国以汝水、颖水为险阻，以岷江、汉水为护城河，以邓林与中原相阻隔，以方城山为边境。然而，秦国军队直攻到鄢郢，一路如摧枯拉朽。这难道是因为没有坚固的要塞和险要的阻隘吗？这是由于统治手段没有遵循礼治的缘故。殷纣王剖比干之心，囚禁箕子，造炮烙刑具，用来残杀无辜的人，当时臣民懔然畏惧，生死不保。周朝军队一到，纣王的命令无人奉行，百姓不为所用，这难道是号令不严、刑罚不峻吗？这是由于统治没有礼治之道的缘故。
古时的兵器，不过戈、矛、弓矢这几种罢了，然而，不待使用敌国就已经屈服。城郊百姓不须聚集起来守城，城外也不须挖掘防守用的护城河，不须建立坚固的阨塞要地，不用兵机谋略，而国家平安，不畏外敌，坚固异常。没有其他原因，只不过是懂得礼义之道并且能公平地处理人际关系，役使有时，并且推诚相爱。所以，百姓听命，如影附形，如响附声。间有不服从命令的，再用刑罚对待他，那么百姓就知道哪些是犯罪行为了。所以，一人受刑，天下皆服。犯罪的人对上级无怨无尤，因为他们知道错在自己。因而，刑罚简省而威令推行无阻。没有其他原因，只因为遵循礼治之道的缘故。所以，遵行礼义之道，万事能行；不遵此道，诸事皆废。古时帝尧治理天下，杀一人、刑二人，天下就太平安定了。书传说是：“威严虽然勐厉但是不可轻易采用，刑罚虽然设置但是不可轻易施行。”
天地是生命的本原，先祖是宗族种类的本原，君主与业师是国家治理、安定的本原。没有天地怎么会有生命？没有先祖有怎么能有后代？无君主和业师，国家怎能得到治理？三者缺一，则无人能安。所以，礼上奉事天，下奉事地，尊敬先祖而隆遇恩师，是礼的三项根本问题。
所以，帝王得以太祖配天而祭之，诸侯不敢怀有这种想法，大夫和士也各自有支脉的先祖，这样是为了区别贵贱。贵贱有别，这样就得到礼的根本了。只有天子才有郊天、祭太祖的权力，自立社以祭地则由诸侯祭祀，下及士大夫各有定制，以此表现尊贵的人敬奉最贵的神灵，卑贱的人敬奉卑贱的神灵，适合做大事的人去做大事，适合做小事的人就去做小事。所以，统治天下的天子奉事七世宗庙，统治一国的诸侯奉事五世宗庙，拥有五乘土地的大夫可以供奉三代祖先的牌位，拥有三乘士地的士人可以供奉两代祖先的牌位，普通百姓不允许设立宗庙，这样是为了区别道德高深的人恩泽流布广阔，道德浅薄的人恩泽流布狭窄。
大祭祀飨神，崇尚玄水，俎实崇尚腥鱼，羹以大羹为先，是饮食贵本原的意思。大祭祀飨神虽崇尚玄酒，饮用的却是薄酒；食物崇尚黄米和小米，所饭还要加稻粱；祭尸先上大羹，饱腹的却是各种肴核杂饍，这是既重视饮食的本原又兼顾实际效用的意思。重视本原是为了展现祭祀的形式，所以叫做文；兼顾实用是为了表达祭祀的理念，所以叫做理。两者相合还是文。只有再加入礼的初始状态那种质朴性，才算有文有质，达到礼最隆盛完美的阶段了，称为大隆。因此，樽酒尚玄酒，俎实尚腥鱼，羹尚大羹，道理是一样的。祭祀时，佐食的人不小口喝酒，一饮而尽；卒哭之祭有献无酢，参加祭祀的人除尸之外，不品尝俎实；祝与佐食人劝尸用饭，因礼成于三，三劝之后，礼数已成，尸停止用饭，虽再劝侑，亦不再食。以上三事道理相同，都是表示礼好其辨、有节制、贵本原的意思。大婚时祭神以前，祭祀时迎尸入太庙以前，丧礼从刚去世到小敛之间，礼的性质相同，都保留了原始的质朴性。天子大路用素色帷盖，郊祭时服麻布冕，丧服最重散麻带，道理是相同的，都是礼尚质不尚文的意思。斩衰（读如崔）之丧，哭声哀痛，不重形式；《清庙》这首祭歌，一人唱，三人叹和，情致殷殷，溢于歌辞之外；乐钟在架，却有时悬而不击，拊击钟架以为节拍；大瑟练丝制成朱红色弦，音质清越，却于瑟底穿孔，使声音重浊，道理也都相同，是重情不重声，亦重本原的意思。
凡礼都始于简略疏脱，加上文彩，才算完成，文彩又不可过盛，终须加以取舍，以合实用。所以，完备之极的礼，是内在情感和外在形式全都具备的；次一等的是外在形式胜于内在情感，或者内在情感胜于外在形式，二者具其一；最下等的是内在情感完全归结为天地的本源。天地根据礼仪之道相互协调，日月根据礼仪之道彰显光明，四季根据礼仪之道井然有序，星辰根据礼仪之道周行不殆，江河根据礼仪之道奔流不止，万物根据礼仪之道繁荣昌盛，好恶根据礼仪之道克制调节，喜怒根据礼仪之道处置恰当。礼仪治理臣下就会和顺，用礼仪规范君上就会英明。
太史公说：完美极了！树立隆盛完备的礼作为人道的最高准则，天下没有人能有所增损。它情文相符，首尾呼应，富于文彩而不繁缛、有节制，明察秋毫而不苛细、使人心悦服。天下人遵从就太平，不遵从就生祸乱；遵从者得安定，不遵从则危亡。平民百姓无法以此为法则。
礼的本身实在深奥啊，“坚白”与“同异”理论的辨析入微，与它相比，就会丧败破灭。礼本身实在太宏大了，那些擅自制作的典章制度，及狭隘、浅陋的理论，与它相比，就会自愧渺小，望尘莫及。礼本身太高尚了，那些粗暴、傲慢、放纵、浅露而又轻俗自高之徒，与之相比，就会自坠形象，显露出浮薄来。所以说，绳墨既设，就不能再以曲直相欺骗了；秤锤已悬，就不能再以轻重相欺骗了；圆规和角尺摆在那里了，就不能以方圆相欺骗了；君子精审于礼，人们就不能以狡诈虚伪相欺。因为，绳墨是直的标准；秤锤是轻重的标准；圆规和角尺是方圆的标准；礼则是为人处事的最高标准。那些不守礼法的人不值得待之以礼，称之为不守法术之民；遵从礼仪的人才值得以礼相待，称为守法术之士。能得礼之中道，不偏不倚，又能事事思索，不违情理，叫做勤于思考；能思考而又不变易礼法，叫做持之以恒。既能思考又能坚持道义，加上对礼的无比喜好，那就是圣人了。天是高的极点，地是低下的极点，日月是明亮的极点，无究是广大的极点，圣人则是礼义之道的极点。
礼的应用表现在财物的使用上，文彩表现在贵贱的等级上，差异表现在礼节的繁简上，要领表现在礼遇的厚薄上。文彩繁多而人情淡薄的，是过盛的礼；文彩不足而人情浓厚的，是简易之礼；文彩和人情互为表里，揉合适中，才是最合乎礼的表现。君子能上得过盛之礼的文彩，下得简易之礼的人情，又能以中礼做得恰到好处，缓急左右不失于礼。所以说，君子的本性就是持守中庸之道，不偏激。能严格以礼义的范畴作为行动范畴的，是士君子。做事超出礼的界限的，是普通百姓。在士君子和平民百姓之间，既不像士君子那样拘泥，也不像平民百姓那样不守礼范，而是能徘徊周旋，随事曲直而变化，总不失礼之次序的，便是圣人。所以，圣人道德深厚，是多行礼义，积累所致；恢弘博大，是礼义拓广的结果；道德高尚，是礼义隆盛 原因；心智聪明，是事事尽礼的缘故。
礼源自于人的内心，而不是由天下强制而来。通过真诚来形势人的形貌，拯救困苦，振兴文雅。礼可以用于治理百姓，也可用于祭祀宗族。文彩和人情可以被重视，但丰衣足食难以虚伪伪装。孔子曾坐在树下，孙子通行于荒野。圣人们制定教规，无不是出自内心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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